《易经》六十四卦把自然界的六十四种现象，以及相应的人生六十四种境遇展现给我们，并告诉我们遇到这些现象、这些境遇时，要如何对待。《乾卦》作为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又把事物的发展具体分成了六个阶段：潜、现、惕、跃、飞、亢。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种思想的发展，都脱离不了这个过程。一个人，如果能清醒地知道自己处于其中的哪一个阶段，并根据其卦义、爻义，洞悉自己在这个阶段该采取什么样的处事态度，那他（她）就可以很自豪地说自己“活得有数”、“活得明白”了。
　　
　　中国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有了什么为难的事情，都喜欢算卦，《世说新语》中就讲了一个晋武帝卜得《乾卦》的故事。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中风猝死，司马炎继任晋王。同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想到45年前曹丕也曾以汉帝禅位的手段称帝，晋武帝见了，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于是，他找来掌管立法、推算的太史，为自己卜卦，推算吉凶。卜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群臣都肃立在两侧。太史按照《易经》规定的程序做了认真的推演，最后得到《乾卦》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意即还须养精蓄锐，不可盲目行动。晋武帝自然很不高兴，因为他已经由“潜”而“现”，无法回头了，只得又问王位能传多少代。史书上没有记载太史是如何推算王位能传多少代的，只说得到的答案是“一”，群臣看见了，大惊失色，不敢说话，只有侍中裴楷说：“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司马炎听了这话，顿时转忧为喜。
　　
　　乾象征天。《乾卦》展示了阳刚之气的萌生、进长、盛壮以及穷衰消亡的发展规律，勉励人们效法“天”的刚健之德，遵循事物发展的进、退、存、亡、得、失等规律，里面隐含了非常深的学问，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向王昭素请教《乾卦》。
　　
　　据《宋史》记载，有一天，宋太祖让国子博士王昭素给他讲《易经》。当王昭素讲到《乾》九五“飞龙在天”时，宋太祖问，“飞龙在天”是帝王之象，为什么平常人也会占得这个卦象？王昭素回答说，皇上您占得这一卦，意为“飞龙在天”，而我们平常人占得这一卦，意为“利见大人”。然后，王昭素借着把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二句拆开来讲的机会，引用了许多古代的例子，给宋太祖讲做君王的道理。宋太祖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很高兴，又接着问养生之道。王昭素说：“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意思说，治理天下要从爱护、体恤百姓做起，养生之道要从抑制自己的奢欲开始。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则国家自然安定；奢欲是腐蚀身体的毒药，奢欲少了，则身体自然安康。宋太祖听了十分高兴，把王昭素的这句话写在屏风上，时时警醒自己。
　　
　　一说起心理学，人们马上就会想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名鼎鼎的外国哲人，觉得中国的心理学是舶来品。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祖先的文化吃透，就去学习人家的文化。其实，《易经》中蕴含的心理学是博大精深的。在其影响下，不仅诸子百家的思想巨著、就连今天仍为世人熟悉的诸多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包含着心理学。
　　
　　中国古代的皇帝，都以为与龙相关的一切，全部属于他的特权范围，宋太祖位居至尊，也理所当然地以为只有自己才可以称龙，尤其是九五“飞龙在天”，更是他自己的“专利”。我们知道，乾卦的“用九”是：“见群龙无首，吉。”显然，既有群龙存在，龙就不可能指独一无二的皇帝。王昭素的解释之所以高明，在于他从宋太祖的这一问领会到了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潜意识”，于是，他便借题发挥，把“爱民”是最好的“安邦”与“养生”之术等道理婉转地灌输给了宋太祖。
　　
　　在司马炎卜得《乾卦》的故事里，《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是说此时的龙应该潜藏于深渊，不要有所行动，而司马炎当时已经到了九二“现”的位置，逼迫魏帝禅让当上了皇帝。不过，他之所以忐忑不安，并不是因为自己登上了不适当的位置，而是因为当年魏帝也曾用同样的手段逼迫汉帝禅让。很显然，“做贼心虚”、“关心则乱”，司马炎当时的情绪被魏帝影响了。
　　
　　自古至今，人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受他人的影响，也很容易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把他人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巴纳姆效应”。要避免巴纳姆效应，有很多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满怀希望。所以，侍中裴楷将“一”解释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从而让司马炎走出了思维的死胡同，仿佛闭塞的空间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光线照射进来，看到了前途，心里豁然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