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江青及孩子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成就了一番伟业。
　　诚然，化解人生危机后留下的一些尴尬，其浸入内心的某种苦楚，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有的困境虽然走出，但其对自己的伤害，并因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动而对别人的伤害，以及对社会历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这一切留待后人评说，交给历史鉴定。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一直处在政治漩涡的毛泽东，他那张合有度的忍让姿态，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参与，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执着，在广受崇拜和歌颂的同时，也受到相当多的非议或抵触。整整五十五年的党内政治生涯，他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筹着，迎击着，推档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
　　有意思的是，我们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所经历的主要危机中，将会感受到毛泽东高人一筹的逆境攻略以及所包蕴的人生智慧。
　　 
一、变——攻打长沙成泡影，审时度势上井冈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毛主席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原本起义军队攻打长沙，但在进攻途中遭受严重的挫折，眼看这点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就要被强大的敌人扑灭，接续南昌起义失败的覆辙。敌强我弱，部队陆续逃亡，总指挥卢德铭阵亡，少数军官带领士兵哗变。情急之下，认识到攻打长沙简直就是一次以卵击石行动的组织者毛泽东选择了激流勇退。他组织残兵败将，掉转方向，向井冈山开拔。
　　尔后，毛泽东与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联合，才在这个虽然地势险要但十分贫瘠的大山中站稳了脚跟，建立起第一个工农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圈子”（高岗语）或“山头”（毛泽东语）初步创立。
　　然而，毛泽东的作法被中央认为是逃跑或软弱，因其没有贯彻原拟定的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和目标。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补委员被免。这无论如何对毛泽东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他随即组织了与朱德部队的会师和整编，并在红四军建立之初就拥有了五个团的工农武装。再与彭德怀的平江起义武装会师后，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威风八面并直接构成红军长征主力的红一军团和和红三军团的班底由此搭成。毛泽东以他的忍辱负重和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夺权道路。
　　

二、联——宁都会议失军权，担架合谋遵义胜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一段时间经常低烧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
　　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让毛泽东再次退隐门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的他无缘。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长征途中，病中的毛泽东在担架上与同样病重的王稼祥、张闻天，暗中联络，组成了不同寻常的“担架小组”，这三位时刻在商讨着如何对博古们实现全面夺权，最终由毛启动而由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三、忍——张国焘分庭抗礼，毛儿盖险遭挟持
　　 
　　毛泽东曾言，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后，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那一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
　　老资格的的张国焘，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是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人，而今拥有八万大军的红四方面军的最高统帅，自然不愿看到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成为红军的老大。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尽管如此，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中央作出的北上的决定，执意南下四川，意在与中央分庭抗礼。在他看来，中央太过文弱，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
　　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也同时证明了张国焘的失算。
　　自认为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进而西路军惨遭失，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极度失意的张国焘最后选择了叛逃。
　　

四、等——王横空出世气焰炽，毛后发制人改守势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
　　王明凭借特殊身份，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继而，王明得到了与延安中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毛泽东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王明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因此，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五、补——对蒋错判误战机，皖南事变千古冤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希望项英他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然而，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国军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来挽救这个败局呢？他认为，采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六、奇——大军压境胡直逼延安，围魏救赵毛化险为夷

    当胡宗南率23万大军气势汹汹地进攻延安时，近在毛主席身边能够支配的西北野战军也不过二三万人，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着实让党中央大皱眉头。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极不情愿离开延安，他实在不想转移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其他根据地。他与同事们争论再三，最后采取折衷之策：中央一分为三，刘少奇与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杨尚昆等中央后方委员会去山西，毛周任三大书记继续留在陕北。
    谁也无法真正的说清楚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不按常理出牌的毛泽东也确实让人难以捉摸。总之，后来的事实让许多为他捏一把汗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静和洒脱。毛泽东不愿意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想法，他可能就是希望亲眼看着胡宗南被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这种老家被端的尴尬局面下去其他的“山头”寄人篱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经呆了十几年的红都延安——因为他后来确实有过调陈赓部队参与对胡宗南的对抗的想法。也许，他想到了当年被赶得只好长征的那种尴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陕北并在危险的环境下指挥全国战争来显现自己泰山倒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并以此嘲笑当年博古李德仓皇远征的那种沉不住气。也许，他还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的惊险游戏——他在此期间确实多次策划并指导了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即叶王陶）蛙跳式进入闽浙赣的计划。
    当然，这更似毛泽东一向处理逆境的那种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让，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气馁。总之，毛泽东留在了陕北，在一面躲避胡军的追寻中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策划西北的牵胡、扰胡、打胡行动。面对蒋介石的二翼重点进攻（进攻延安和山东）其余战区持守势的战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以两翼牵制情况下的中央突破打乱蒋的部署。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次第南下，刘邓部队甚至攻入红军和新四军多次开辟又迭次放弃的大别山根据地。而原拟使用于陕北的陈赓部队和本可以用于山东战场的华野主力打到外线，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与蒋介石的重兵集团争逐于中原。加上东北和华北的骚扰性作战，本来就不太工于军事的蒋先生立即处在手忙脚乱之中。
    在西北战场，毛泽东称为蘑菇战术的非典型战法也让胡宗南大为头疼。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小规模歼灭战以及鼓德怀化俘虏为新军的作法，也让胡军大大地丧失着信心。在山东战场上，粟裕一举端掉了蒋介石的王牌师张灵甫的部队，整个形势为之一变。
    评曰：奇，不同凡响也。奇，想常人不敢想，做常人不敢做。表面看不可思议，实际上颇有玄机。譬如当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自己无劲旅可当，毛打破常规，不东渡黄河，跳出险境，表面上看似死棋，其实暗藏杀机，绝处逢生。设若逃离陕北，或者搬来救兵，必然自己的阵脚大乱，这正中对方下怀，而处处被动；反正敌强我弱，不如死马当作活马医，与其周旋，来个与对方捉迷藏，再在他处狠狠地戳对方的痛处，来个乾坤倒置。

七、让——兴冲冲赴苏遇尴尬，老大哥仗势占便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出国访问——赴苏之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兴致勃勃的国事访问，差一点因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变成一次空手而归的纯粹贺寿之行，虽然毛在得到了表面上很隆重的接待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个“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没有眉目。毛泽东陷入尴尬中。
    毛泽东的尴尬远不止这些。在这位苏联老大哥面前，他感觉到了自己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弟弟”。在签订的新约中，他虽然得到了百废待兴的中国所需要的一些安全保护和保证。但是，比较而言，新约并没有比旧约为中国这个领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由于国民党方面主持的公投，认可了外蒙独立的这一事实，可能不再逆转，新疆和东北的特别利益再次给予苏联。
 
    主权上的失落感也让毛泽东在十几年后（1969年中苏领土纷争的珍宝岛之战）开始反思老毛子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旧事，在秋后算斯大林的账。这一点也说明，毛泽东的第一次赴苏之行并不是满载而归。
    在很大程度上，中苏新约和与苏贸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从苏联方面购入的军事物资的积久旧账，给共和国背负了沉重负担。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苏联老大哥”所赐。在建国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边倒”国策，因为过于倾向苏联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负作用。
    评曰：让，忍让也。当遭遇强势，又想从对方获得好处时，只能忍；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时的忍让，可能招致委屈，但委屈的目的是求全。设若当时与苏联翻脸，后来的朝鲜战争以及建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可能就会重新书写。

八、狠——上万言书彭庐山“发难”，给下马威毛难念旧勋
 
    彭德怀，这位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排名第二的十大元帅之一，无疑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尽管毛泽东曾写诗赞颂过彭帅，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当毛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发难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政权地位时，下手便不再犹豫了。
    这次会议毛的初衷是来检讨“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彭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多字），讲的也是实情。原本毛打算默默的承认自己的责任，想不到彭不依不饶，其他老同志也随声附和。再加上国际上波兰、匈牙利之乱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诸项政策的不满，国内反右扩大化大失知识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泽东本意，大跃进因为上面的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而搞的一团糟。等等这些，让毛泽东心思烦乱，于是，彭大将军的“万言书”，一时间成为毛泽东转移视线甚至排解愤闷的出气筒。
    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因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
    拿掉彭大将军这件事，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使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
    评曰：狠，非仁慈之招也。当对方的行为一旦危及自己最核心的利益时，尽管不是出于恶意，哪怕是功勋盖世，也在所不惜。此招可杀一儆百也。

九、待——七千大会刘咄咄逼人，蓄势而发毛再出恶气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毛对一线主持者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这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评价大跃进的得失是七个指头与三个指头的关系，显然与毛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大相径庭。刘甚至要毛在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评曰：待，等待，这种等待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有所准备的蓄势而发。当时机不成熟时，硬着头皮上去，往往会头破血流；一旦时机成熟，便绝地反击，不给对方以喘息的机会，可致对方于死地。

十、诡——轻抛诱饵毛一箭双雕，误中圈套林折戟沉沙
 
    也许同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而表现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尽管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已成定论，并史无前例的写进了宪法，但毛对这位紧跟自己的副统帅仍不放心，采取正面的手段似乎看不出什么破绽，于是，远在杭州休养的他，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抛出了“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这条动议，看看林彪山头的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果不其然，当他发现自己的“亲密战友” 表现出对“国家主席”这一曾经由刘少奇担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和军队的权力的位置的觊觎时，毛泽东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极其冷峻地飘了过来。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及设置“国家主席”之议的所有林彪“山头”的人都遭遇了严厉地批评，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机的汪东兴。
    最后，一直在公开场合严格维护毛主席威严的林副统帅终于未能如愿地实现顺利交班。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叶夫妻，用一种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结。而“亲密战友”的叛逃之举，让毛泽东的神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多种病相加并经常在梦中喊出“亲密战友”、“副统帅”等语的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痛变故并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绝路的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林彪叛逃加剧了毛泽东的衰老和走向天国的进程。也许，发生在他78岁这年的这场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的难局。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和不合常规的决策。
    评曰：诡，非常谋也。有时通过正当手段往往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妨设置一些诱饵，让对方上钩，从中去窥见对方真实的内心状态，然后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遭遇了许多次尴尬窘迫的人生危机，几乎都在他举重若轻的高妙手段下轻松化解。但是比较而言，上升期的他处理逆境的手段更为潇酒，而高峰期的他处理危机的手法则偏于滞重。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面对尴尬处理人生危机时，所展露出来的人生智慧，无疑对后人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