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寑一向都是选择风水宝地，也就是“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之地，即古代“风水说”。起先，这种“风水说”只是用于诸如住宅、庙宇这些人类活动场所选址，但在传统“阴阳”学说左右下，人死了是去阴间，是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所以要“事死如事生”，陵墓的选址自然不能马虎的，至今人们在给逝去亲人选择墓地时，仍要讲风水。而帝王陵寑选址的好坏，则直接影响国运、江山的兴亡，格外受到重视，因为选址不慎被帝王杀掉的风水先生不在少数。但为何如此选址的帝王陵寝为何挡不住帝国的消亡、朝代的更替呢？ 

       说起帝王陵寑的风水，明、清两朝帝王在陵寑的择址上，表现最为明显。就说清东陵，据说是顺治皇帝亲自跑马游山而选定的风水宝地。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分析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风水绝佳之地。其依据是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以北称”后龙”，是龙脉来源；陵区以昌瑞山为靠山，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屈曲流过，环抱有情。 
 应该说，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水水格局。青山环护，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根据当年留下的建陵资料，依传统的“分金立向”风水理论，确定陵寝建筑的中轴线。东陵主陵孝陵和南部的金星山构成整个陵寝的建筑轴线，整个陵区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山川景物，都由金星山和昌瑞山一线相连的山向所控扼，这条轴线在陵区内诸多陵寝的有机配置下，得到不断充实和强化，在空间序列的展开层次上，处处得到山川形胜景物天成的有序映衬和烘托，显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景。清代各帝后妃陵寝的选址和营建届是这样，无不考虑龙、砂、穴、水、明堂、近案和远朝的相互关系。期望背后龙山重岗、开屏列帐，陵区负阴抱阳，避免冬季寒风。 

       左右护砂，环抱拱卫，溪水分流，藏风聚景。近案似几，远朝如臣，使建筑物前后对景，遥相呼应。当自然山川条件不能十全十美时，就人工加以修，补、填、挖，把自然和人文有机结合在一起，造就出一个理想的“人造”风水宝地。清代帝王陵寝选址、规划时的“天人合一”观念，承继的是明朝的一套，其首倡者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都城中，南京的都城城墙是不规则布局的，若是到过这座世界目前保存最好、最长的都城墙，就会发现，墙体都是傍山依地形顺势而建，城墙带景象优美。如依传统的“中轴线”理论，方方正正，就不会有“鬼脸照镜”这样的“金陵四十八美景”了。朱元璋为自己选择陵寑地址时，也追求陵寑与自然和谐统一，“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形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历代帝王一样，宗法礼制，崇尚祖先。不同的是，朱元璋更迷信，对陵址选择的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以此求得风水佳境，赐福朱氏子孙。有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陵寝制度，是在明朝才完备起来的，此说不无道理。明朝的帝王陵分布在四处，即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这些陵寑所在都是“风水宝地”。关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寑的“风水”问题，不少专家都作过研究，这方面的书籍、论文很多。在明孝陵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时，一篇题为《“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解》的报告中，就诠释了孝陵的“风水”。 

       现在面积达三十多平方公里的钟山风景区，几乎就是当年明孝陵的整个范围。在这处庞大的帝陵区域内，设计者将整座钟山以及部分水面作为重要的“风水”景观，一齐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从而实现了“因山为陵”、“天人合一”的中国帝陵建筑传统和文化理念。钟山古称“龙山”，早在江东末年，已被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视为“龙蟠”之地，朱元璋作为大明开国之君，更不会放过这块宝地，自然会择金陵“龙脉”为葬地。后来，孙中山、蒋介石都选择此地为自己的归宿，也是因为钟山是风山宝地之故朱元璋选择在钟山之阳建造陵，钟山之阴建陪葬功臣墓，南北对应，尊卑昭然，这完全符合“风水”要义——　钟山有东、中、西三峰，在风水上称“华盖三峰”，而以中峰最尊，孝陵恰好处于中峰之南玩珠峰下，而最早将这块地盘视作风水宝地的是梁代高僧宝志和梁武帝萧衍；在孝陵之西，有一座小山，人称“小虎山”，过去不解其意，现从风水地貌上分析，方知其正处于孝陵之右的“虎砂”位上，与孝陵之东的“龙砂”之象左右对列；直对孝陵陵宫的“梅花山”，过去都以为乃朱元璋为让吴大帝孙权这条“好汉”给他的陵寝看大门而留下的，其实，这一如座如屏的小山是孝陵风水中的“案山”，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钟山浦”也具有灵动的“朱雀”风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