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道德文化的困境
我国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功利目标，造成了新的价值取向，对传统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先进文化的建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动机。市场经济的本质追求是利润，这种动机本身是一种道德的动机吗？或者，在它后面，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支持着它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能使人们由求利变为求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对道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积极方面来看，经济的繁荣将促进公共生活中某些直接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关的规范得到改善，比方说，由于交通工具的充分提供和享有，人们将不必再去挤车、加塞儿或倒腾车票。这也就是《管子·牧民篇》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从消极方面来说，经济活动中参与者的动机一般来说并不是道德的，而是道德上中性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利欲有一种无限发展和相互冲突的倾向，这些倾向将很可能带来道德问题乃至道德危机。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中，若不建立一套公正的竞争规则并使竞争者普遍养成遵守它的习惯，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使欲海横流，传统道德文化毁坏，世风日下。
将中国人道德文化观念的变化做一历史的纵观，就会发现，自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内，和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变化相比，中国人的经济伦理变化得最为缓慢。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中，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始终没有陷入崩溃状态。而自 1978年以来所生的变化，比过去一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还要深刻，还要大。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那一段经济伦理变化，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７０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一个单纯凭借领袖权威和革命热情所营造起来的道德理想主义时代宣告终结，道德信仰的危机无法避免。8 0年代初出现的“潘晓现象”隐含了一种令人焦虑的道德现实：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普遍伦理，他们失去了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信任。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道德信条，充其量只能是某种自保心理的道德表述，是普遍的社会道德信任度急速下降的先兆。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加速改变，这种信条终于导致了更严重的道德后果：社会道德的无序状态日见显露，各种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现象日益突出，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车匪路霸、生态环境毁坏……等恶劣现象触目惊心，以致海内外舆论顿时传出一片“道德真空”、“道德失序”的惊呼。
中国以“安贫乐道”为主调的传统经济伦理，为什么在全社会群情汹汹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见不到半点影子？对传统经济伦理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到底扬弃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它在目前经济伦理剧变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奠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础，即对他人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为出发点。而中国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竟会出现这种以社会整体生活的理想和道德准则作交易的局面？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还是为了求得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肯定，中国今天这种状态，并非“开放”带来的“外来”影响，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任何社会的人都存在对财富的贪欲”。和其他制度相比较，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贪欲的一种抑制或理性缓解。而在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念最恶劣的影响，在于通过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教育着人们：只有适应这种严重扭曲的经济秩序，人才能生存下去。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代青年对腐败的看法：腐败虽然在道义上遭到贬斥，但如果只有通过它才能办成事情，那它就没有什么不好。对西方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功利性确实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早已建立起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比较成功地将社会成员对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损害他人生存的范围内，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私有财产并没有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方面的变化极其不同步，总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化严重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社会成员表面上遵守着社会公德，但心灵深处价值取向已发生倾斜，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导致了社会道德的严重混乱局面：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人心浮躁飘荡、行为混乱失序、不少社会成员连起码的道德感都丧失殆尽。从较浅的层面看，这些现象的造成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受制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可以说，近年来社会道德日渐败坏，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