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余秋雨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中国文学到司马迁就进入了顶峰，唐宋八家加起来也不如。同时，也读到陈丹青先生所谈的“中国文化不断退步”的观点，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中国思想文化从一开始就步入了退化通道？”。翻开中国文化历史，最震撼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武力逼迫思想自由事件；第二件是汉武帝独树儒家，把思想文化变成了统治工具，把学者偶像化；第三件是清朝乾隆的文字狱运动，把思想文化变成了民族压迫统治的工具，把汉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奴化。然而，这些都是古代史，而最彻底最残酷的则是现代的马列主义文化运动，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人的正常思维方式，扭曲了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摧毁了中国人所剩不多的做人良知。这所有的流毒都可以归结到中国现有教育体制里，教育的退步是社会文化退步的决定性原因。

         教育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可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18个了，仅2008年就出了3个物理学奖。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80多个诺贝尔奖。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60年了，至今还是零。是中国没有人才吗？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9人得奖。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2010年4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2010年5月2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5月12日公布的年度QS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12位和第16位。这还仅是在亚洲。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却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据媒体报导，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2010年5月21日，在2010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60年前还要差。”“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2010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11所顶尖高校拒收，2011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11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早在2005年，就有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1980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有AB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然而，仅仅6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

        1988年2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2008年3月，时隔17年后，72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国这60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场连着一场，不断的整人、害人；毛泽东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1957年，内战结束仅仅7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覆灭了。其后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份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10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5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画地为牢陷在官方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实际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62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岂止一个巴金，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六十二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听到当局的反思声音，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石墨烯研究捧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而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言，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10年、20年永远等下去。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

         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

        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不仅是艺术学院，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当局在强奸民意呢？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16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教育、知识份子历来都倍受尊崇。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1927至1937年10年，当今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1930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早在1916年10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40%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5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而东北大学是160万元。一直以来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实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开明人士。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专门有一集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校训中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至于所谓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为了政治需要胡编、捏造，为了让人们相信所谓的“旧社会”如何坏，它的“新社会”如何好，为它的夺权制造依据，编造了多少谎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唯独中国大陆例外。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排于世界各国末尾。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早在1993年就提出本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如今新世纪又过去了10年，还是没有达到。2010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获得通过，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要到2012年达到。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都达7.4%，比中国大陆的3%（很多年份还达不到）高出一倍还多。印度1947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1949年就通过宪法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份，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都由政府买单。印度经过与“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名至实归。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200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3.41倍，印度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为10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一年级到八年级，学校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每位在校学生每年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现在全印度1.2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12卢比（合2.4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学生每年只需要缴144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30元。大学教育，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300元左右。

        陕北的吴起县，在花5千万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学生教育实施免费之间，做出了良心选择。吴起县能做到，其它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吴起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吴起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有钱，而“全民免费教育”也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每年需要5千万元。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发展教育的决心。与此相印证的是，2011年2月，陕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镇坪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3,400万元，却出台政策，在全县实施12年免费教育，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陕西的另一个全国百强县府谷县，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但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教育部官员8月16日在湖北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时表示：未来10年，中国仍将坚持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百姓翘首以盼的12年义务教育，还得等10年！而据媒体报导，2010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以国家经济能力来说，不仅可以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都完全可以做到。但共产党就是不做！为什么搞三峡工程有钱？办奥运、办世博、搞国庆庆典有钱？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万5千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作家韩寒说：“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多年来，官方一直吆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空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过知识和人才。相反，对知识的践踏和蔑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却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任继愈、钱学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问题非常简单，不难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其中包藏着党的一个天机：外国人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长期固守一种模式，必致思维僵化，头脑简单。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听话，听指挥者的话，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是对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10多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当指挥者高喊：“让领导先走！”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听话，在大火面前连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后只能葬身火海，这个教育模子出来的只能是书呆子。这就是本质原因！

        知识本来是启迪人心智的，但罪恶的体制埋没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对教育来说，只要听话，听党的话就可以了。党需要的永远是容易统治的应声虫、奴才、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否则，若能独立思考，跟党不一致怎么办？还得让党拿出功夫、精力来搞思想统一，不如干脆就是一个不允许，省事。2010年秋，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改方案通过，大学教育仍然沿袭旧的一套，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再有本事，仍然在党的手心里转转。全世界都在搞素质教育，唯有中国大陆搞应试教育。甚至把社会事业搞成了社会产业，把高尚的教书育人搞成了充满铜臭的赚钱机器。这就是根本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赫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完全就是统治者实施愚民统治的工具！——这就是答案。罪恶的教育体制不仅误人还吃人。2009年北京大学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一名硕士、一名博士、一名双硕士自杀。

         2010年以来，也曝出全国多所高校学生自杀或杀人的消息。克拉玛依大火，如果不是愚民教育，学生也断不会在火灾面前领导说什么听什么，没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与其痛恨官僚的冷酷与极端自私，不如声讨罪恶的教育体制。为什么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发展，专制独裁永远都跟不上时代发展。官方让人笃信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谎言太多，人一独立思考，就把谎言揭穿了。试举一例，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为了表现李大钊生的光荣，死的也伟大，一直宣传说李大钊死前曾两次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而据《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发表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披露：“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所以，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5%，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深知这种教育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因为它拒绝改造，谁要敢于提出改造就会被“改造”，除了移民你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选择，除非你能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出一个思想自由国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