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先生说，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这是极其正确的，是避免亡党的清醒认识。

恩格斯1百多年前就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恩格斯把批评看成“生命要素”，意味着没有批评，就会亡党。20世纪一个又一个实例证明了这一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容不得批评，希特勒的纳粹党容不得批评，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容不得批评，奇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容不得批评。这些党都灭亡了。

一些误党人士终结苏共亡党教训时，把责任推给了戈尔巴乔夫，特别指责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即放开言论的政策。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导致了媒体的开放，导致了自由化思潮，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其实，苏联人民早就对不准批评的政治环境深恶痛绝。越是不准批评，批评越甚！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小道消息、地下出版物、厨房笑话就成了批评的载体。苏联盛传各种各样的厨房笑话，都是讽刺当政者的。有这样一则笑话：勃列日涅夫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看见她儿子丰富的汽车收藏后担忧地说道：“啊，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那该怎么办？”

这些笑话——人民的批评——在“地下”广为传播，而最应该听到批评的党的领导人们却被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封闭了，每天只能听到无所不在的赞美和歌颂。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只不过是把事实上存在的批评端到了明处。只是，公开性来得太晚了，苏共已经来不及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了。

我们的祖先早就清醒地总结出了“容不得批评就会灭亡”的道理。

中国有准确纪年的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在这个“历史开篇”第一年，我们的祖先讲了不准批评就会灭亡的道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周厉王，他严控舆论。任用了名叫卫巫的人监视老百姓，谁敢批评就杀掉谁。老百姓都不敢言语了， 在路上相见也只能以目光交流。（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许多统治者的愚昧和悲哀就在于迷信暴政，以为强暴就可以使民心畏服，堵住人民的嘴，江山就稳定了。哪里知道作用力必然引起反作用力，暴政必然引发暴动，暴君必然唤起暴民。周厉王的倒行逆施使得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国人终于忍无可忍，发起了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的统治。

在周厉王被推翻之前，他看到通过严厉的治理整顿，举国舆论一致，非常兴奋，对大臣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总算不敢说话了。”（“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对周厉王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你这不过是堵住了言路而已。要知道，堵百姓的口要比堵河水更危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河水因堵塞会冲垮堤坝，必定会伤害许多人，不让百姓说话，道理也是一样的。（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导它使之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宣示他们，让他们大胆讲话。（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治理国家，要让各级人员都关心时事，议论朝政，连音乐家都要创作反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要写可资借鉴的史书。干部可以直接进言，平民也有渠道把意见上达，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进行规谏，宗室亲属要补察过失，学者和搞历史的要负责教诲，做师傅的和年长者要经常告诫，然后由天子斟酌而行，如此执政才会顺当，才会不犯错误。”“民众有口，就如同大地有山川和田野，财富和衣食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老百姓把意见说出来了，政策好坏也就清楚了，好的就实行，人民不满意的事情就防止，这是增加财富的好办法呀。人民之所言系人民之所想，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如果堵住人民的口，那政权能维持多久呢！”

召公所言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

堵住人民言路必然堵死执政者生路。

?但愿习近平先生真能听到尖锐的批评，而不会被现代“卫巫”所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