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效果是衡量政府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而持续反贪效果是衡量政府制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对于这点，中国人民体会很深。当今世界上规模相等而制度相反的国家中，美国和中国刚好是一对，尽管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就反贪焦点而言依然有很强的可比性。

中国反贪模式自古以来都是“从上到下”，而美国反贪模式则是“从下到上”，前者以最高统治者为发起人和管理者，通过金字塔管理体系推进，而美国反贪主要是通过分散体系，即以选民监督为主要方式，运用各级司法机制配合民众监督，表现为扁平式反贪管理体系。

中国反贪主导思想基本分两大类，一类是“以暴治贪”，另一类是“以贪治贪”；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是第一类的倡导者，朱元璋不惜将贪官剥皮填草，贪官却依然前赴后继奋勇贪污，毛泽东干脆实行“共同贫穷”策略，让人连钱都见不到，结果贪官就以贪权替代了贪钱，不惜假报政绩，谎报粮食产量，搞假大空的各类建设项目，危害极大。两者贪物不同，而本质却是是一样。改革开放后，物质奖励也就成了调动干部积极性主要手段，多劳多得，自然权力和金钱之间有了互动关系，形成了新的贪污动力。这种贪污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合理性，被称为:“经济润滑剂”，其实表达了反贪的低效和无奈。“以贪反贪”模式就是不以杜绝贪污为前提，把政策主攻方向放在“把饼做大”上，然后酌情清理个人贪腐责任。从根本上讲，目前中国反贪模式依然保持了从上到下的实施体系，这个体系中每个官员依然是依赖“供奉上级”和“提拔下级”的权钱关系维系，大家都贪就可以相互包庇，大家都清廉就失去了相互把柄，也就失去了相互信任的基础，这会造成施政体系崩塌，这种体系对于真正清廉人物最为打击报复。我们常听到某某市委因为集体贪污造成政务瘫痪就是这么来的。

和一般中国认识的不同，美国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都是非常弱小的政府，殖民地政府中贪污泛滥，这也是导致美国革命的导火线之一。有一点值得注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兴起了新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追求清廉生活方式的信仰运动，强调人人平等和博爱仁慈，反对旧式天主教的金字塔权力模式，强调个人独立人格和私有制度的绝对崇高法律地位。当美国独立时，这个弱小的政权没有走殖民地的掠夺老路，相反，它提倡清廉政府和税收的民主合法性，声明“没有民主代表性就没有税收”，政府仅仅是代表选民使用税收，规定所有财产都是人民财产而非国家财产。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发行公债，至今这个政府依然依靠债务，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本身不可以拥有永久财产，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过去和现在美国政府很穷，不但穷，简直就是个负资产的穷光蛋！

穷国富民的结果就是选民们都紧盯着是否政府浪费民财。美国百姓认定政府不应成为富有集团，这对于整天高唱“富国强兵”的中国百姓很难理解。在这个体系中，越是基层地方政府的透明度越高，百姓盯得越紧，但是到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就会被许多利益集团干扰。在高层政府预算中永远会看到说客们的背影，他们在国会中相互博弈制衡，即代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也代表了某些基层民意，美国财政就是在这种多元化博弈中修订产生的。如果大家都坚持增加应得预算，那么就造成了当今的赤字预算，把债务让全民共同承担。

贪腐是人类本性之一，中国官和美国官都是人，这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美国当政官员由民主选举出任，本身就没有财权，只是为选民理财，想贪也不敢，敢贪也没得贪。不过，道理如此但过程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也出过汉米尔顿这类强调国家主义的政治家，他认为“国富才能民强”，没有他也就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统一体制，而制衡他的是托马斯杰克逊，强调最终政治权力归于独立公民，用联邦制度分化中央政府权力，形成了美国政府的相对扁平化管理模式。这种对立平衡在林肯时期发生了危机，南方各州强调保护农庄地主利益，认为奴隶提供了必要的生产力和致富工具，是国家必须的资源。如果林肯也一味追求财政收入，当然就会举手赞成，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平叛？林肯考虑的不是国富兵强，更不是财政收入，而是一个最基本的信仰理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黑人也是人，美国必须废除奴隶制度。人权是有代价的，强权也是有代价的，美国选择了人权，中国历代都选择了强权。

直到民国乃至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依然不屈不饶地选择“用一切手段实现强国梦”，认为最快最高效的就是暴力革命，这可以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人力物力达到强国指标。解放战争如此，大跃进如此，GDP崇拜也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只有物质财富和船坚炮利，人类本身并没有价值，个人更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他们天然地站在集权体制一边，为权力金字塔顶尖上的领袖摇旗呐喊，反过来也让领袖们无法反思制度缺陷。相反，美国知识分子天然地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引导选民如何深入审视政府和官员，营造出一种“不断革命”的批判氛围。这正是当年毛泽东想用“不断革命”实现却无法实现的。历史反复证明暴力革命和暴力反贪最后都导致相反结果。

中国学者胡适对此有深刻认识，他反对彻底通盘“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个基本信念，早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即已明白的表示出来。胡适经常引用杜威的一句话是：“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这种温和的改良态度是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左派知识分子最大不同之所在，也是《新青年》团体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分化成左右两个营垒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做翻天覆地式的彻底改变，这恰是胡适主张的反面。1930年3月10日，胡适写《漫游的感想》，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比如，林肯废除黑奴制度后依然有小规模的奴隶运用存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战才真正结束，而黑人平权直到60年代才合法实施，这种历史进程依然继续着。可见，美国民主模式是渐进式的不断革命，并非如一般中国学者所认为的固化模式。

当今，许多中国政治学者依然把民主看成一种强国工具，也看成一种利益工具，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最大的危害就是纠结于“加强集权”和“打倒集权”这两个极端相互斗争而一事无成！右派说民主选举就是让人民立即获得最大利益，左派说民主选举是要颠覆国家权力和力量，两者都没说实话，真正的实话是“一个公民要有平等公民权”。林肯要的就是这种平等权，他甚至根本没有用过“民主”这个词，仅仅是从信仰角度认定这是真理。没有这个“人人平等公民权”根本就谈不上国富兵强的意义！没有这种人权，政府官员可以不被公民监督，你监督了也没法制衡他们，中国也就永远在“从上到下”的反贪模式中生死轮回不断。

追求治理贪腐病症不如根治贪腐病根，把中国式“从上到下”模式转变成“从下到上”模式才是根本途径，而“公民平等权力”才是根本驱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