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阅读：连岳《请商人远离政治》

时下，有人提醒商人关心政治，否则，“抓到我时，已经没人替我说话”；有人则说，“在商言商”，“请商人远离政治”，专心把生意做大就行了。孰是孰非？我们不妨以《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为例来说明。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的生存之道，西门庆可谓是一个极好的标本。

小说开篇介绍，西门庆父亲开了个生药铺，走川广贩药材，家境还算殷实，西门庆算个富二代。可是他“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人物。

照说，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败家子，西门庆却恰恰相反，将生意越做越大，除生药铺外，还开了绸缎铺、绒线铺、当铺等。此外，还放高利贷、压价收购等等，搞起跨行业、多元化、集团式经营，一跃成为“山东第一个财主”。西门庆纵欲身亡时，通过他向女婿陈经济交代后事的话里，可盘点出他的大致家底：缎子铺五万银子本钱、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还有别人欠的高利贷，近十万两白银。再加上房产、现金、珠宝等，可能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两白银。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的200多元人民币，西门庆的商业资产价值人民币三千至四千万元，这在一个小地方确实算是一个富豪了。

西门庆为何能迅速发家致富？《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说：“却有一个缘故，只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西门庆的成功固然与其性格和做事风格有关，最为重要的是，他交通权贵，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离核心政治权力很近，手里的权力腾挪空间很大，按照权力收益曲线，即掌握政治权力越大，距离核心政治权力越近，权力腾挪空间越大，收益越大的规律，西门庆必然收获巨大的权力和商业利润。

西门庆的父辈似乎跟政治并无瓜葛，西门庆开始跟权力也无联系，要是他一直像他父亲那样经营，撑死是个大药材老板，断不可能成为各行通吃的首富。但是社会的残酷现实告诉他：“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明嘉靖实录》），要想发大财，必须跟权力搞好关系。西门庆悟透这个道理，就想方设法钻营权力，他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太师蔡京（总理级别的高官）的门路，得到了正五品的提刑使（千户），并被蔡京收为“干儿子”，由此，一脚踏进权门，编织出一张从朝中的蔡太师、朱太尉、李太师到监察部门的宋御史、蔡学士、同级的夏提刑以及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还有各县县官的纵横交错的权力网络，用媒婆文嫂的话说：“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有了这张权力网络，做什么都顺风顺水起来。

西门庆做的这个千户，负责清河县的治安与刑罚，相当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的公安局局长，而清河县令才七品而已。为何西门庆这个局长的级别比县长还要高呢？梁盼先生解释：明代的地方设置“卫、所”两级军事机构，而千户，正是“所”这个机构的最高军事长官。卫所虽是军事机构，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兼职管理地方治安事务，而且级别比起行政系统的官员要高。（梁盼在《西门庆：社会转型期的商人典型》，载《财新网》2013年3月29日）这样，西门庆就是清河县实质上的“最高官”，又背靠京城蔡太师，他在河清县说一，谁敢说个二字？这样一个地方“最高官”，又有商业头脑，又有“第一桶金”，他要经商，则官商合一，财势相辅，既是市场里的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生意上的买卖，要输要赢由他说了算，清河县有哪个人做生意可以做得过他？他不是首富谁是首富？

其实，西门庆是看不起做官（特指文官）的，这大约也是很多商人内心的真实想法。《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在家中招待蔡御史，要妓女董娇儿陪宿，事后董娇儿抱怨蔡御史打发得太少，西门庆就说：“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别看他瞧不起文官，但又觉得权力是个好东西。故而他对自己“买”了一个五品的武官还不是很满意，因为正儿八经的科考出身，更为世人看重。他生了个儿子，就对他的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武职）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

西门庆看不起做官的，又渴望做官（文官），主要是做官有利可图，且可以摆脱商人地位卑贱的窘境。这就像《清代官场百态》中讲的一个故事：有个富商捐了个知府，皇帝问他：既然经商可以致富，你又何必捐官呢？富商答：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经商获利虽多，但终不如做官获利优厚，而且当商人也不如当官体面。（李乔《清代官场百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版）试想，要是西门庆不投奔权门，不交通官吏，也能轻松发财且体面，他何必如此呢？作为商人，他显然知道这一切是要支付成本的，而且成本不菲。西门庆平常小气得要命，为家人买东西都要反复念叨，交通权贵却出手阔绰，且看给蔡太师的寿礼清单：黄金二百两，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真是动了血本的。

西门庆显然知道这桩买卖划算，一旦“买”了官，一旦找到靠山，等于购买了政治特权，他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同时是一个官人，他既能以商人身份做买卖，又享受官僚的合法特保权，包括享受政治权力对官僚的人身和财产保护。所以西门庆“买”了官，在中央有靠山罩着，一方面为其经商打开了方便之门，譬如，他通过勾结蔡状元（后被任命为两淮巡盐御史），便能够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拿取三万盐引行市 ”，获利十倍之多；他勾结山东巡按宋乔年拿到可获利一万两白银的皇家工程（艮嶽）批文，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方面他偷奸李瓶儿、气死花虚子、陷害蒋竹山、霸占宋蕙莲、害死蕙莲父亲宋仁等等之后仍安然无恙。可以说，西门庆是清河县的土皇帝，他有底气说：“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

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国家历来是“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国蓄》）人民没有根本的财产保障权。皇帝手头紧的时候，就会向富人要钱。譬如汉武帝时，国家长年对匈奴用兵，财政开支庞大，以致“府库益虚”。为了搞钱，国家一面实行盐铁专卖，另一面向商人动刀子，颁布“算缗令”（一千文钱串在一起，称为一缗），这是针对商家的税收法令，规定价值二缗的货物要上缴一算的税；小手工业者的产品税收减半，每四缗收一算；农民不用缴这个税。于是商人就琢磨怎么样偷税漏税，谓“富豪皆争匿财”。为此，武汉帝又推出“告缗法”，鼓励人们告发商人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子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增，而“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家”（《汉书·食货志》）。

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师承”刘彻，不过，他们要做得“文明”些，名为“借商”，每次向富商借款达数百万缗，结果自然是老虎借猪——有去无回，没人敢向皇帝讨债，被掠夺了也只能默默忍受。

粗人出身的朱元璋就粗暴得多了，直接抓商人的小辫子，扣罪名，进行赤裸裸的掠夺。譬如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担忧江南富商豪族在当地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欲削之而后安。而江南首富沈万三对朱元璋百般讨好，出巨资替朱元璋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让朱元璋无从下手。正在这时，沈万三提出拿钱来犒劳三军，朱元璋听说了非常恼火，犒劳三军，你这是要当皇帝的节奏么？于是要杀了他，是马皇后求情，才将沈万三充军云南，最后不知所终。此后，沈万三的后人又被牵连进田赋官司和谋反案，失财又失人。仅谋反一案，沈家80多人被杀，田地被没收，从此衰落。沈万三之子沈文度是攀上明成祖朱棣的心腹纪纲这棵“大树”之后，甘做门客，孝敬不断，沈家才得以慢慢“复兴”。

与中国传统社会商人被随意掠夺不同，西方建立了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1215年，英国国王和贵族签字画押立下条约——《大宪章》，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对人身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为英国商人积累资本，做大做强，为英国政治走向君主立宪，为英国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奠定了法律基础。

英国的首相威廉·皮特有一句名言：“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这是对政治权力不能轻易侵犯私人财富的最好解释。

中国商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布罗代尔《世界史纲》）用林彪的话说：“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要抗击各种敲竹杠，就要寻求权力庇护；要想获得更好的资源，也常常需要权力公关……留给西门庆们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交通权贵，西门庆要是活在现在，不能直接买官，也要弄个“某某委员”的头衔。交通权贵就是购买政治特权：购买发财的特权和自保的特权。

有了这两项特权，西门庆才没有像一般的商人那样小富即安，把自己的财富变为房产、田地等不动产，而是特别重视资本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从蔡状元那里提早弄到三万两盐引赚了钱，就派人去杭州买回一万两的缎绢，缎子铺开张第一天，便卖出了五百两银子，他又派人拿着赚到的钱往湖州买绸子，去松江贩布匹，像滚雪球一样将生意越做越大。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很像西方的资本家，其实是因为他有政治靠山，有底气，而一般的商人纵想做大做强，也因害怕被权力盯上而收手。难怪王亚南先生说，“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王毅先生则说，“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倘若说西门庆还只是一个虚拟的小说人物，那么，胡雪岩则是现实版的西门庆。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攻战之中，他帮助清军购运军火、粮米，受到朝廷器重，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他为总管，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后任江西候补道，被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脚跨政商两界。正是这种官商身份为其私人资本增长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高峰时，他的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富坷封君”（汪康年《庄谐选录》）。他的生活也相当奢侈荒淫：妻妾成群，号称“十二金钗”，每每要用“翻牌子”来决定与谁共寝。他还强买民女，新鲜感一过就给银弃之，有人称他“凡买而旋遣者，殆数百人。”([晚清]欧阳昱的《见闻琐录》)

其实，文学是现实的反映，郑振铎曾经说过：“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版）西门庆就是明朝中后期官商结合的典型。王世贞曾统计嘉靖、万历年间天下巨富的情况，在他所举出的天下巨富二十二家中，高官权贵占了十七家，包括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京师张二锦衣等，其余五家无非也是靠着依附在政治势力之下的特许行业、或高利贷的典当行业。（转引自《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华文出版社2010年4月版）西门庆则是地方上的高官权贵兼巨富代表。

可见，在专制皇权社会，真正能够将生意做得很大的，要么是仕而优则商，要么是商而优则仕，没有政治权力这个“红顶”，不可能将生意做得很大。

不过，成也权力，败也权力，胡雪岩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做成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是因为投奔权门。但胡雪岩最后悲凉收场，却是因为成了官场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李鸿章为了倒左宗棠而将左的人胡雪岩倒掉，胡终究是政治浪潮中的一片浪花，翻转一下，就沉下去了。

也就是说，没有权力作后盾的商业利益是靠不住的，而以权力作后盾的商人又常常成为权力角斗的牺牲品。而相比之下，后者仍然要较前者安全可靠得多，由商而官，就拥有了合法特保权，形同浑身铠甲，而普通商人只有一层绸衫，你说哪个更经得起敲打？

所以，商人奔走权门仍如过江之鲫，像西门庆那样弄个“红顶”戴，这是无奈而可悲的制度性陷阱。所谓“商人无祖国”，“在商言商”，“请商人远离政治”，不屑于谈政治，怕有害自己的思维和经营，那只是一厢情愿——你不想谈政治，政治却想找你谈谈。

（原标题：商人怎么可能远离政治）

（责任编辑：杨光）

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