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夫本是草民一个,多年来鼹鼠饮海汲取知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之后,尤对“国学”深感兴趣,然而所学所研甚少。不过,很喜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去汲取营养,当然,这并非没了个人思想。近来由于需要亲自讲授《国学基本教材》,所以更加努力吸取国学营养,以便致用。
今天,烈夫之所以用《斗胆小议‘国学’定义》为题,浅谈拙见,就是因为烈夫不是大师,位卑言轻,充其量只是一个“国学”的爱好者而已,因此,凭咱这点滴所学,实在不敢挺直腰板大言不惭地谈经论道,更加不敢妄论“国学”,因此,只好“斗胆小议”,权当“温故而知新”。
烈夫认为学习“国学”首先要弄清“国学”的基本概念,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虽然“国学”的定义或者概念,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但我们可以取大多数人认可的说法,给出一个基本的定义。然后,在大致明了“国学”定义的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研讨“国学”的研究对象、国学的逻辑起点和精神特质、国学的研究方法、“国学”的学科构建、国学学科的优势等等问题。(这些以后再谈)
一、“国学”的起源
《周礼·春官·乐师》中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此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国学”是国家一级学校的称谓。
作为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变化很大。比如: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清末光绪二十四年,已有章程:“学堂之设: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可见,“国学”从周朝就有了,原来是国家级的贵族子弟学校,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优秀的庶民子弟也可进入国学,经过考试,量才授官。作为国家一级学校的“国学”概念,与今天所谓“国学”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了与“西学”相对应,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张之洞即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后来梁启超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由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张之洞的名言。可见,相对于“新学”,“国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国学”指“中学”,它是与“西学”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二、“国学”名称的流行。
为了弘扬国学,章太炎发行《国粹学报》并出版《国故论衡》,于是“国学”又有了“国粹”和“国故”的称谓。胡适随即指出:“‘国故’这两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 又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1922年,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应江苏教育会之请,公开向上海社会各界做“国学”专题讲演,前后共10次,后由听讲者整理成两个文本,先后以《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为题出版。此外,在一些学校里也设有“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因此,尽管社会上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分歧仍然很大,但自此以后,“国学”的名称已在学术界广为流行。
三、学术界对“国学”概念的分歧
对“国学”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多有分歧,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撰文指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重估国学的价值》,载《南方周末》,2005年2月26日)
纪宝成校长这个界定比较明确,很有创意,但也引发了学术界一些争议。第一,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固然可以用西方学术作参照,也可以不用西方学术作参照。第二,“以儒学为主体”的提法,尽管是事实的陈述,但也许不能得到某些信仰道家、释家学者的认同。第三,“狭义的国学”的提法,尽管重点突出,但容易导致专注于思想史的研究,也许不利于全面弘扬国学。可见,“国学”的定义,还可以继续探讨。台湾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也者,范围指涉大异于前,实只是中国学问之概称。中国固有之学问,如经学、宋明理学、佛教、道教、孙子兵法、诗词歌赋,固然都可列入国学之林,就是中国学人、文化人想要发展成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的学问,亦都可以号称为国学。”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兼辞赋委员会主任詹杭仑先生却说:“龚先生之说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后来龚先生自己对他的这个提法作了修正,他在新近出版的《国学入门》一书中指出:“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
四、什么是“国学”
综上所述,“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学”概念也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国学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很正常!况且,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是,烈夫认为,“国学”的定义在使用上,应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就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以学科划分,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等家,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属于从属地位;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就狭义而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为世人所公认,这是没什么可争议的,而“四书”又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典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它既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与核心观念作了准确阐释,也极具普及性、社会性与现代价值。所以,把学习“四书”叫做学“国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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