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注意修身就处理不好这些关系：要处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天人关系；要处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人际关系或者叫社会关系；要处理自己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心身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一个人在社会上就会被人尊敬，就是会做人。
因此，人生在世，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会做人。做人，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己，自觉地进行自我完善的过程。贯穿在这一过程中的，就是做事和人际交往。做事和人际交往会表现出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其主要表征就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中国自古就有“做人难”的说法。处理天人关系难，处理人际关系难，处理心身关系也难。要学会做人，必须从每个人的修身做起。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于市场经济刚刚确立，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还显示出混乱无序现象，如三角债问题、制假贩假现象、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都是不良的经济行为。对这些不良经济行为，尽管采取了“中国质量万里行”、“3·15”消费者投诉、“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种经济不良行为还是此起彼伏。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决不是市场经济的调味品，而是不可缺乏的组合因素。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诺思教授说过：自由市场本身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的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建立起自己的道德体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道德体制。道德体制的核心是修身。
修身之重要，中国儒家学者向来十分重视。儒家的修身理论，是从良知－德治展开的。孔子的弟子曾子提出从天子到一般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修身要天天坚持，一天里要多次进行，为此，他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就是每天要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忠？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老师所传学业是否复习了呢？
相传为曾子所作的儒家经典《大学》，详细阐述了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大业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说：《大学》之道，在于显明做人的美德，在于亲民，在于得到一种完美的境界。而要得到这种境界，别无他法，只能以修身为本。从曾子开始，修身养性便成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强烈追求，也奠定了中国人注重人生的人本主义倾向。
唐代大臣张九龄将儒家的修身之道概括为四方面：正志虑，端形体，广学问，养性情。因为心志所思所虑不精，心思不一，就会喜怒无常，好恶多僻，修身也就会无所为主。只有持其志，深其虑，才能勤修致敬，而修身之本确立。容貌不肃，形体不端，颜色不恭，就会举动轻浮，辞气粗鄙，修身也就会无所为依。只有言行有法，行动时才会有规有矩。学问之重要，在于有操守而无学问，就会择而不精，语焉不详，而身之所不知求善，只有博稽众理，深识典文，那么什么可以效法，什么应该警戒，才能知道所以违者，和所以效者，而修身之鉴也就齐备了。涵养之重要，在于有识力而无涵养，就会行为多苟且之举，修身也就达不到纯美。涵养深厚，就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无偏无隘，修身就可完满了。
张九龄概括的四个方面，被宋代欧阳修简化为八个字“内正其心，外正其容”。
为了正心和正容，古代人想出了不少办法。明代徐溥采用“投豆法”。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注意随时修养品德，积善除恶。他仿效古人，用两个瓶子装豆子，一个装黄豆，一个装黑豆。头脑里有善念，说善话，行善事，就在黄豆瓶子里装一粒黄豆。有恶念，说粗话，行恶事，就在黑豆瓶子里装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便不断扬善抑恶，慢慢地，黄豆与黑豆差不多了。日积月累行善，黄豆到底比黑豆多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修己，就是官做到华盖殿大学士，也没有忘记积善除恶，修身养性。
人的一念之差，可以为圣人，也可以为狂徒。这是周公提出来的思想。他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讲究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廉耻。他强调要以德配天，处处要小心谨慎，如同面临万丈深渊，如同脚踩薄冰。这样来待人处事，以保住“天”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作为一个君子，他不仅在白天要奋斗不懈，在夜间同样也不能松懈，时时戒惧自省，就是面临危险，也会免遭咎害。
孔子把修身之道具体化为九个方面，称之为“九思”：看要考虑看明白，听要考虑听清楚，脸色要考虑温和，仪态要考虑庄重，说话要考虑忠实，做事要考虑认真，有疑要考虑请教，发怒要考虑是否有后患，看到可得的东西要考虑是否该得。
“九思”要有“三戒”来配合。三戒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所以戒之在色；及其长大成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绝对不要贪得无厌。
人生在世，自然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境遇，或贫贱，或富贵，或落魄，或通达。在与人交往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两难选择，比如说，是利己，还是利他？是为私，还是为公？
对于贫贱和富贵，孔子的态度是：即使贫贱得吃粗粮，喝冷水，把胳臂弯曲起来当枕头，也乐在其中。相反，如果因为是干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而有了富贵的日子，也只能视之为浮云，没有什么价值。孔子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一生有十几年时间，游于宋、卫、陈、蔡之间，不如意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但他都能泰然处之。在陈地绝粮之时，连弟子们都有抱怨，而孔子却独自弦歌不绝，依然乐观。
对于落魄和通达，孟子的态度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穷困落魄时也要独善其身，得意通达之时，则要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人要崇尚德，喜爱义，自得其乐。士人穷困时，不失掉义，得意时，不离开道。只有穷困时不失掉义，才能自得其乐；得意时不离开道，才能使百姓不致失望。这就必须对人提出起码的要求，不断地修养个人的品德。
在己与人、我与他的关系上，孔子的态度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干的事，也让别人干；自己想达到的目标，也让别人达到；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要让别人去做。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6500名代表制定并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会议上，人们对包括孔子所说的一些“金规则”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些“金规则”包括：
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基督教所说的“你不要别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
伊斯兰教所说的“你们当中，谁若不想要兄弟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
佛教所说的“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
印度教所说的“人不应该以己所不悦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乃是道德的核心”。
在上述的“金规则”中，孔子只用八个字就把其他宗教所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
透视这句话的表面，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孔子没有明确说出来的另一句话，那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应该成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点。从小处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用这个原则。从大处说，国际之间的交往也可以用这个原则：你不想让别的国家欺负你，那么，你也不要欺负别的国家；你的国家在困难的时候，希望别的国家来援助你，那么，别的国家在困难的时候，你也应该去援助别的国家。依次类推，我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基本精神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怪这样简单的八个字，会被国际宗教界当作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伦理。这几个字，可以使人宽容平和、善解人意、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胸怀坦荡、涵养高迈！也难怪积累了九十年丰富人生经验的季羡林老先生，非常动情地说：“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在儒家经典中多得很。历史上宋代的太祖时赵普说过一句话，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真做到了，几句话就能治天下。比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容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教人忍让的内容。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际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如“忍辱负重”，越王勾践和韩信就是两个有名的例子。勾践十年卧薪尝胆，韩信受胯下之辱，都是忍小耻而成大业的典型事例。
张耳忍小忿以成大事，也是“忍”的胜利。张耳和陈馀都是魏国的名士。秦灭魏之后，秦重金悬赏要两个人的头。两个人改名换姓逃到陈国，靠在当地当看门人维持生活。一天，有一个小官吏因为陈馀犯了过错，要鞭挞他，陈馀怒不可遏，欲起而反抗。张耳踩了他一脚，示意让他忍耐。官吏走后，张耳对他说：今天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就想为一个小官去死吗？张耳能忍耐，所以他辅佐刘邦成为开国功臣，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堂，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张公艺提笔写了100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以“百忍家声”为荣。修身也就是心性修养。心性修养的核心是诚心和去欲。不必多加留意，我们都可以听到、看到身边所流传的美妙话语：心诚则灵、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可见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信一直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缕血脉，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言必信，行必果，是非常难做到的。
有一天，曾子之妻要上街。小儿子拽着母亲的衣角，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母亲被缠得没有办法，就弯下腰哄骗孩子说：“好孩子，快回去，妈妈回来就给你杀猪吃。”孩子听说会有猪肉吃，便不哭不闹了。曾妻从市场上回来的时候，看见曾子正拿着绳子捆猪，杀猪刀亮闪闪地放在一旁，正准备杀猪。妻子慌了，拉住曾子，阻止他杀猪，说：“我是故意哄骗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上街，你怎么当真要杀猪呢？”曾子非常严肃地对妻子说：“小孩子天真幼稚，是学父母的样子做事的，你现在哄骗了他，就是教孩子哄骗别人。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母亲，这可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呀！”说完，曾子便把猪杀了。曾子以此证明，“诚”不仅是大人之间交往所需要的，对孩子也必须待之以诚。
什么是诚呢？元代理学家许衡论说：“诚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谩别人，便是诚意。如臭秽之物，人见便嫌，是真个嫌。好的颜色，人见便爱，是真个爱。此便是诚意，虽独坐时，也常把心来休教纵了。小人于人不见处，什么勾当不做出来，及至见人，口里则说道俺做好公事，却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的歹了，那肚皮里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见了。”看来，所谓诚，也就是诚实无欺，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诚还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对人来说是要求十分高的一种修养。这种修养的核心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说”。
慎独说是一种反身内省、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论，是一种道德自律。这一点正是当今社会所应该大力提倡的。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到国内旅游景点无处不在的“***到此一游”的涂抹之作，大学校园里不文明的所谓“厕所文化”，车站、影剧院、会堂、港口、码头等公共场所中的乱吐痰、乱丢烟头和垃圾现象，个体商贩甚至超市里都存在的短斤少两现象，都是不慎独的表现。针对这些现象，应该大力提倡慎独说。
慎独说要求人们在做只有自己知道而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上，能够严格谨慎、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因为个人独处之时，欲望不加节制，于隐微之处显露，自然比在众人面前更为严重。所以要用慎独的修养功夫加以节制，加以戒慎自守。通过慎独，将欲望遏制在将萌之时，使其不会滋长在隐微之中。
当前社会状况的大方向是向上的，但是也有道德失控、水平下降，甚至所谓道德滑坡的现象。其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大家都承认的：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此引起的负效应是滋生了一些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思想，人的价值哲学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于是发生了不少不良现象，如接受红包和回扣，乱收费，乱摊派，至于见危不救或者救人以前先讲价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是拜金主义在作怪。金钱果真那么重要？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到底应该往那方面倾斜呢？修身在这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明确价值观。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奠定了义利关系的基础。在义利之间，就价值地位说，义高于利，就价值比值说，义重于利。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取，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也可以去干。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把它看作眼前浮云。经过后来儒学家的发扬光大，儒家在价值观上基本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应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道德上的以义率利和经济上的义利双成。在道德上价值标准不能只强调利，而必须导之以义。有了“义“的引导，使得利也可以在价值原则的规范之下达到“善化”。而在经济上，属于客观面的救世济民（如政法工商农医等），不能不讲利，但也不能只顾利，而不要义，必须义利双成。社会伦理状况的改善，在于社会成员个人道德水准的提高。而要使个人道德水准提高，就必须加强个人的修身养性。儒家的修养学说在今天仍然是有实用性的。
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确对待物质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衣食住行，必须满足人的一定物质欲望的需求，不满足，人就无法生活。需要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初始原因，人类的第一个需要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从而又引起为满足新的需要而展开的社会活动，新的需要的不断产生，就成为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且需要还推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婚姻生育中结成血缘亲属关系。然而，人类为了需要的满足，既可以激发积极性，创造出人生的辉煌，也可以走向纵欲和贪婪，毁掉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去对待需要、对待人的物质欲望？是无限制地去追求物质方面的高层次享受，使饮食男女的欲求得到高度满足，还是控制欲望或者禁绝欲望？
宋明理学因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被指斥为用“理”杀人。人是不能灭欲的，灭欲就等于不让人有物质追求，使人无法活。所以禁欲说和灭欲说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寡欲说和节欲说是可以提倡的。
孟子主张寡欲说。他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人的食色之欲和求生的正当欲望，肯定生是人所欲，好色是人所欲，富是人所欲，贵是人所欲，欲贵欲富是人的共同欲望。既然人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那么，统治者要治理天下，就应当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正当欲望，使老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施仁政于民。
但是，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如果发生矛盾，该怎么办？比如，扭断哥哥的胳臂，抢他的食物，就得到吃的，不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就不能得到吃的，那就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认为就要考虑礼与食哪一个重的问题。孟子主张，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如果不这样，那就等于承认一切私欲都是合法的，从而使求生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生之欲望和礼义兼得，孟子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张。人不做所不当做的，不想所不当想的，就是寡欲。通过寡欲，可以培养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独立于天地之间，使心不为物质所动，从而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寡欲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抑制激情”。这四个字是一切值得称颂的人类品质的根基。事实上，这四个字体现了世界之光明，体现了人类所有灵性特征的坚实基础。这四个字是一切行为的平衡之轮，是使人类所有美德保持平衡的手段。因为欲望是使饱学之士一生的无数收获化为灰烬的火焰，是他们那日积月累的知识之海也无法熄灭的吞噬一切的大火。欲望会使人远离正义，步入危险而黑暗之途，追随激情与欲望只能使人堕入恐怖之海。
人类通过抑制激情和寡欲，最后能够做到：
富足时能够慷慨，贫穷时不要失望。一个人如果在路经遍布黄金的河谷时，也能够视如浮云，毫不迟疑地直行而过，不屑回顾，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抑制了激情、控制了欲望的人。一个人如果在遇到一个绝代佳人时，他的心灵丝毫不会被贪恋美色的阴影所吸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称颂的人。
己与他、公与私之间的关系，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修身是否成功。
人无时无刻不碰到公与私、己与人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以奉公精神解决公与私的矛盾，用严于律己的态度对待己与人的矛盾。
荀子提倡“以公义胜私欲”。战国时，魏文侯问大夫解狐：“我想派一位西河的官吏，你看派谁去合适？”解狐胸有成竹地说：“荆伯柳是个有贤德的人，我看他可以担当此重任。”魏文侯感到奇怪地问：“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解狐轻松地回答说：“国君您问的是谁能担当此重任，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啊！”于是荆伯柳被派往西河去任职。途中，荆伯柳问随从：“你们知道是谁在国君面前推荐我的吗？”随从们回答说：“是解狐。”荆伯柳得知之后，去拜见解狐谢罪。解狐不以为然地说：“向国君推荐你，这是公事，而怨恨你，这是私事。现在公事办完了，而我们之间的仇恨还是如同从前一样啊！”
我们古代有许多律己的典型事例。三国时蜀国与魏国在街亭作战，诸葛亮派得意将领马谡为先锋。没有料到马谡违背诸葛亮的作战部署，骄傲轻敌，致使蜀军大败。诸葛亮不循私情，将马谡斩首，以明军纪，并上书君王，引咎自责，情愿降三级以记住这个教训。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修身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孔颜乐处”。所谓孔颜乐处，是指儒家学者重视精神生活，尤其重视道德价值，把自身在道德修养和学业方面的长进，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从而予以格外重视，而对身外的物质生活，则漠然视之。一句话，人生忧乐所系，不在富贵利达，而只在道德学业。孔颜乐处是一种很高的涵养。涵养指的是涵蓄存养其心性，它注重的是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含有直接培养心性本原、追求卓越的内心体验的成分。真正有涵养的人，会在行动上表现出风度。涵养是内心修养的功夫，而风度则是涵养的外在表现，要通过一系列举止仪态表现出来。
晋朝宰相谢安被认为是涵养很高的人。在北方秦国大举进攻时，秦帝亲任统帅，自夸将士之多，投鞭长江，可以使长江断流。晋人为此都大为震惊，但谢安却非常镇静、寂然，指派自己的侄子谢玄，领兵去抵抗秦国侵略。在有名的淝水之战中，谢玄取得决定性胜利。当胜利的消息传到谢安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开报捷的信，看了以后丢在一旁，和先前一样继续下棋。下棋的朋友问前线传来什么消息，谢安还是一样平静，慢条斯理地回答：小儿辈大破贼。写《世说新语》的刘义庆把这种涵养称做“雅量”。
有雅量的人，陶渊明也是一个。他写过一首《神释》的诗，诗中几句说：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北宋邵雍则写了一首《安乐吟》来表达自己的涵养观：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风月情怀，江湖性气，色斯真举，翔而后至，无贱无贫，无富无贵，无将无迎，无拘无忌，窘未尝忧，饮不至醉，收天下春，归之肝肺，盆池资吟，瓮牖荐睡，小车赏心，大笔快志，或戴接篱，或著半臂，或坐林间，或行水际，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闻人之怨，若负芒刺，闻人之善，如佩兰蕙，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三军莫陵，万钟莫致，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有了邵雍这样的涵养，自然会在待人处事时，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合乎礼仪规范，自然会令人肃然起敬。
涵养高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风度，确实让人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正是对有涵养的人的一种褒奖。这正是修身与做人达到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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