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窃占钓鱼岛是很无耻的，凡我中华同胞同感愤怒。我们主张保钓，提历史依据，与日本外交交涉，护渔巡航，甚至军事对抗，各种作法，审时度势，策略而为。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可以上街抗议、可以个人拒购日货、可以不去日本旅游、可以参与保钓行动与保钓组织，这些也都是理性之举；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立场的表达，有自己的激愤的意见的抗辩，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砸自己的货品，扔掉自己的日货，那也是你的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对于任何人包括日本人、用日货的人进行人身攻击；不可以对其他人的私人货物包括日货进行毁坏；不能拦阻他们购买任何货物包括日货；不应组织别人正常的就业行为包括去日企的就业行为；不能诽谤与谩骂他人包括在日资企业和在日本机构工作的人；更不能以保钓为名，行打砸抢之实。现在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打砸抢行为，已经呈现出违法犯罪的趋势，有些人的行为让我们想起了文革、暴乱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忧虑，让我们担心，也让我们愤慨。

 

    无论内政与外交，今天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作为我们普通民众，很多时候有愤慨，有生气；我们有不少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不如意，有伤心，有委屈，有抱怨。因此如果时机合适，我们很可能借着某些机会来发泄与表现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复杂、丰富与多样的。我们在类似保钓这样的事情上，带去的动机越复杂，则导致我们在保钓上的效应越受限。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际社会，他们看我们民众的声音与行为越无理，则对于我们的同情度越低，对我们中国民意的尊重度越低，把我们看成流氓社会的可能性越大，如此日本人不战已经得到了道义分，而我们不战而已经乱了自己的阵脚，本来可以借用的民意分则成了负面的舆论负债。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人而论，面对国际事务，表达自己意见与正当游行示威，并不是一件熟练的社会行为，是我们在学习表达的一个社会沟通技能，有些人在这样的群体行为中可能有新鲜感与兴奋度，甚至在参与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参与某些不理性行为。在群体中，个体是容易被感染的，但是我们还是期望参与者在事前就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对于自己的行为表现有适当的计划与预期，对于群体行动过程中出现的不理性行为不简单起哄、支持与围观，而应该脱离、制止与反对，成为不理性行为中的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