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荀子并非真正儒家
我在新书发表会上介绍《孔子辞典》时，忽然心血来潮，谈起当前推广国学的三项挑战。本文先说明第一项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超越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扭曲。

所谓儒家，是指由孔子创始，经孟子发展而成的一套思想，又称孔孟之道。儒家有两个核心观念：一是人性，二是天。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句话肯定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仁」字不论如何理解，总是包括「行善」在内，由此可知，行善全在自我的抉择，并且天下之事也只有行善是自我的能力与责任，其余皆不免涉及外在条件的配合。孟子进一步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只要真诚，则必生恻隐之心，然后会主动行善。依此为标准，再有荀子所说的「性恶」，意在强调人的生物本能与原始欲望，并明白批判及反对孟子的观点。荀子之说实已偏离了儒家。

再看「天」概念。孔子认为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并且主张君子要「畏天命」，他在六十岁时所做的也不是「耳顺」，而是「顺天命」。孟子相信天可以平治天下，并且，天要降大任于某人，则会进行一连串的考验，使此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再成就一番事业。相较之下，荀子怎么说呢？他以天为自然规律，因而宣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即：与其推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来畜养而控制它？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掌握自然界的变化次序而利用它？这种说法，姑且不论其是否合理，实已去孔孟甚远。

由此可见，荀子不能代表儒家思想，也无怪乎他会教出两位法家人物，就是李斯与韩非。那么，在秦始皇以下的两千多年帝王专制中，究竟有没有儒家思想？清末参与戊戌变法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可谓一语道破。帝王专制在本质上无异于秦始皇的政治，而二千多年的所谓儒家，其实是荀子的那一套儒家。学者常以「阳儒阴法」一语描述中国政治传统，确实有其根据。

二，帝王专制造成扭曲
接着谈到本文重点。帝王专制对儒家思想的扭曲主要显示在何处？我们立即想到两点：一是三纲五常，二是科举考试。

首先，三纲五常并非儒家思想。三纲是指：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先谈三纲。儒家所重视的是「一本」，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只有「父母与子女」这个系统是普遍而必然的。譬如，有人问孔子何不从政？他的回答是「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也就是以孝悌为政治的根本。当然，人不能没有君臣关系，但此一关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非必然的及非普遍的，因为人可以辞官或隐居。至于夫妻关系，则古代有离婚的各项规定，因而也谈不上绝对及普遍的要求。

孟子说得更清楚，他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是明显的相对伦理观，又怎么可以说是「君为臣纲」？

至于五常，则是把「仁义礼智」与「信」组合起来，这又涉及新的问题。「仁义礼智」四字并列，自然是孟子的手法，出于他「心之四端」的立论。但加上「信」则有问题。请听孔子怎么说，他认为第三等的士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意即：只知一板一眼坚持守信的人，是小人的格局。何以如此？这一点到孟子才展示得更清楚，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简单说来，所谓「信」字，一定是「过去说的，现在做到；现在说的，将来做到」，于是在时间的落差中可能出现任何意料不到的状况，因而需要以「义」做为判断准则，而不能盲目坚持小信。试问，这样的「信」能与「仁义礼智」并列而成为五常吗？

「三纲五常」的想法是西汉董仲舒开始提倡的，到了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才正式定下其名，后来变成维系政治与社会的基本观念。它完全符合帝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形成教条而深入人心。到了南宋朱熹手上，甚至把「五常」说成人性的具体内含，然后宣称「人性本善」。宋明两代的学者大都主张「灭人欲，存天理」，这主要也是用于教化百姓上，试问有哪一位专制帝王做到了这六字箴言？

其次，谈到科举考试。自元朝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规定以朱注四书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本之后，六百多年以来，所有念书人从小启蒙学习儒家，皆以朱注为教科书，他们所学的是「朱熹的儒家」，而非「孔孟的儒家」。我曾指出朱注至少有两点误解，如「人性本善」与「孔子是天生的圣人」。我另外出版了《予岂好辩哉：评朱注四书》（联经版），详细评论了朱注四书，于此不再赘述。

总之，今日谈国学必须认真注意「复古」的陷阱，因为看似源远流长的传统，其实未必是原本真正的思想。忽略这一点，难免事倍功半，甚至买椟还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