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位数的增长对中国来说从来都是过热的增长

　  对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一个通常说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进入一个高中增长、中低增长，比较低的增长时代。在北京“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樊纲对此表示不认同。他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绝大多数时候不是两位数增长，过去十年有两个时期出现了两位数增长，分别在2004年～2007年和2009年～2010年。而且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显示，经济增速超过9%一定出现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既通货膨胀又资产价格膨胀。

　　随后受邀参加在厦门召开的第六届今日经济大会时，樊纲发言指出，“两位数的增长，对中国来说从来都是过热的增长。一超过10%，要么是股市泡沫要么是楼市泡沫，2007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到了14%，结果股市楼市都泡沫。”樊纲认为，目前中国在处理的问题，都是“过去10年中，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后遗症。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非常过热。之后的2008年，经历过一轮调整，没想到当年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国会议大家一致同意采取刺激政策，要拖住经济。”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现在回过头看，刺激政策大了点，4万亿还是小事，最关键的在于地方债务。这直接导致了2009年、2010年的第二次过热。”

　　樊纲表示，目前的产能过剩、银行坏账等问题，都是这两轮过热的后遗症，现在正慢慢消化。“不过庆幸的是，中国比较早就‘退出’了刺激政策，因此泡沫还不是特别大。”“而现在的增速，就属于正常水平，由此可预见，将来中国不会再出现新一轮的过热，政府也不会再刺激经济。”

　　樊纲对比数据称，经过几年调整，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房地产市场也是软着陆，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许多产业都在逐步恢复。硬着陆就是崩盘危机，大面积倒闭破产，血本无归；软着陆的话，如果早早兼并重组，还能收回本，这就要求做调整。他预测，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在7.4%左右，并直言“我们已经回到了正常增长，可以预见，中国不会再出现新一轮的过热，政府也不会再刺激经济”。


　　2、“十三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7%-7.5%
　　樊纲认为，好的正常增长是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基本吻合，即充分利用了潜力，没有通货通胀，也没有产能过剩。“现在发展经济学归纳四个大的要素：劳动、资本、知识、制度”，樊纲从这四个方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樊纲不同意劳动力短缺和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看法。他认为，客观来说，在老龄化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劳动力总量还能延续5～6年的增长。但有两个因素会抵消劳动力总量增长放缓的趋势。首先，中国还有30%甚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化。其次，最近这几十年计算经济增长模型时必须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替代劳动力的概念。目前虽然劳动力少一些，把人力资本加进去，综合起来对经济增长仍有贡献。这些年中国教育有长足进步，我们把今后几年退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再计算新进入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据估算产生出潜在增长率是7.1%。


　　对于资本，樊纲表示乐观：“我们不缺资本。从储蓄率看有点资本过剩，但并不是说我们富裕了。每年占GDP50%的储蓄主要不是家庭储蓄，而是政府和企业。”他表示，如果这些储蓄不投资就会变成外汇储备，所以国家近年来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今年是中国对外投资进顺差元年，我们对外投资，直接投资称ODI，比外国人对我们的直接投资FDI要多。今后要改革降低储蓄率。假定“十三五”规划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改革社保体制，大概一年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储蓄率，预计6～7年后中国还能保持30～40%的储蓄率。

　　樊纲认为，四个因素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他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最初二三十年就是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山寨。但是现经过二三十年，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走进前沿，接近前沿了。教育的发展也达到一定程度，因此创新这一因素可能在未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比过去要大。

　　樊纲认为，创新不仅仅是技术进步，还包括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创新例子。今后这些创新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不同意一些媒体、学者天天唱衰中国企业，说中国企业不行。中国民营企业天生在夹缝中生存，本身就弱小，走到今天很了不起了，现在仍在壮大。今后的发展潜力也还在，可以预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提升。”

　　他总结，劳动力因素和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仍有贡献，但贡献率有所降低，而知识进步和资本两项因素的贡献率会比过去大。综合各项因素的出的基本结论是，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7%～7.5%。这个数比起国际组织的估算值是比较低的，经合组织2013年发布的数据是2012年～2017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8.9%。汇丰银行今年上半年预测，中国2018年到2022年潜在增长率会在7.5%～8%。

　　3、当追赶指数达20%时要小心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樊纲指出，中国人均GDP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接近中等国家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美国、日本人均5万美元左右。按照去年的经济数据测算，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大约是13%，即中国人均GDP为美国人均GDP的13%。

　　差距大的时候潜力也比较大，潜在增长率也比较高。如果中国经济按照每年7%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追赶指数大约在26%多一点。如果按照8%的增速则追赶指数接近30%。赶超指数还取决于美国的增长率。如果美国经济增速为3%，中国增长7%，到2020年追赶指数只是25%。假定美国增长2.5%，中国增长8%，追赶指数才能接近30%。30%是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比较难的一个坎。

　　当追赶指数达到20%的时候可能就是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经济容易停滞就过不去这个坎。美国一般预期有3%的增长。所以今后五年到十年是中国能不能越过30%这个坎的重要一个时期。“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坎上，从百分之十几走向百分之三十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十三五’期间，可能再多一些时间。那些坎不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概念。所谓中等收入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中等收入不是绝对，中等收入永远是相对概念。”他说。

　　樊纲特别提到，实现潜在增长率，保持稳定增长要做很多正确的事情。“保持社会稳定，建立社会保障，缓解收入差距，反腐，努力发展教育，调整结构，减少污染等。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不能过热，别出大的危机。不要像拉美那样，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加上政治动乱，一次一次打断增长，失去一个十年，又失去一个十年” 。



　　4、我们不需要再回到两位数增长

　　樊纲透露，“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去年我们做了‘十二五’规划的中期报告，今年我们做了‘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对中国长期增长的很多问题做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因素和挑战包括各种风险。最近报告基本完成，还在不断地深化。‘十三五’指的是2016年到2020年，不光局限在这五年，要看看中国以后长期的发展。”

　　樊纲认为，“十三五”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是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波动。他指出，过去十年当中两次过热遗留下大量的后遗症—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问题。要认真应对这些风险，看到过热产生的恶果，今后实现稳定增长。“十三五”期间如果把这些问题基本清理干净，又实现稳定高增长，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7%，到了2020年基本达到人均GDP11000多美元，接近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跟美国的比例大概为26%、27%了，“我们又上一台阶了。所以不需要再回到两位数增长了”。

　　樊纲还提出，“十三五”期间中国需要进一步国际化。他指出，中国需要世界的市场，需要世界的技术，要思考如何适应新的世界发展。“美国人在倡导TPP协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搞新的全球化动作，我们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举例。


　　对于如何改进政府？樊纲坦陈，过去的规划把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分解到各个部门，往往导致规划和其实施的“部门化”、“碎片化”，一些需要协同使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不能在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中得以体现。如工信部不想就业的事，成了社保部的事。专家组建议，不要把国家规划分解成各个部门的任务，各个部门去贯彻所有的战略目标，所有的战略目标都要体现在部门工作当中。很多部门跟其它部门的工作是相关的，应特别要强调部门协同，打破部门格局导致政府工作碎片化部门化的情况。同时，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员，对私营经济，政府不能去规划，只能去引导。

　　“现在经济这么低，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只廉洁不奉公，不跟企业吃饭也不给企业办事了。如何改进政府治理能力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樊纲直言。

　　5、未来最大挑战仍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型
　　樊纲对“十三五”期间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包括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提出，“十三五”最大挑战仍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要转型。需要思考的是，政府如何做规划，如何制定产业政策，还要不要产业政策？“十二五”一个重大教训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非常大的负面效果。目前我国光伏、LED严重过剩。这些产业发展方向是对的，但中央政府五年规划提出来，28个省都将这两个产业列为战略新型产业，各级政府给补贴。全国第二大光伏企业，50亿，最后政府给不起了，直接破产。“政府鼓励发展但是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而且其它产业也有发展的机会，应该更多让市场选择而不是让政府来选择。”他说。

　　樊纲建议，实施普惠制产业升级政策。采取激励措施或者对中小企业减税，来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来改造生产力，提升竞争力。“竞争力提高了，不用放弃原来产业转产。现在一说‘转型’就是转产。结果就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弄出一些过剩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个企业破产欠200多亿，坏账怎么处理？让市场去选择。政府做一些市场还不能做、做不起的有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这不包括政府做的军工、航天等具有高尖端科技、需要保密，也是民营企业无法承担巨额资金投入的产业。我们说的是一般的中国市场发展的产品。”

　　其次，如何进行创新驱动和科技发展。“十二五”的科技发展政策不成功。巨大的投入没有产出多少真正的新技术。大量的投入加上大量的补贴，扭曲了人们的动机。教授、企业为了申请政府补贴用的，浪费资源，扭曲动机。

　 樊纲说：“我们建议，政府的资源集中在基础科研，对于受市场青睐的创新项目以风险投资方式来鼓励。风投不是政府自己搞，可以搭风投基金的便车跟投。” 我们今后确实更多要依赖创新来增长。

　　樊纲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新型城市化一定要大力提上日程，推进这方面的事情。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民进城城市化的进程。增进人力资本，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竞争力为了高收入阶段创造条件。“目前我国70%的人没有受过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十三五’期间能否开始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这样使我们基础劳动力水平能够提高，基础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提高，生产力可以提高，我们就真正进入高收入阶段。

　　“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期间是关键时刻，从现在开始到‘十三五’期间也是一个好的窗口。”樊纲说。他分析，现在是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最好要发展新型可再生能源、清洁可再生能源，水利和太阳能、风能等。即能源结构要发生变化，如何在需求方采取政策，鼓励使用消费，而且通过需求方传导到供给方的方式发展新能源产业。我们有过教训，发展很多光伏，结果光鼓励生产者没有鼓励使用，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过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