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水良文选

转

型

升

级

殇

惑

作者简介

中国著名民企治理及管理整合专家；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民企治理专家；

温州赛格、杭州赛格、瑞安赛格、宁波胜经管理咨询总顾问；

香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讲师及清华等国内多所高校EMBA课程研修班特邀客座老师；

社会荣誉

首届全球500强华人讲师；

价值中国首届最具影响力500强专家；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荣膺首届全球500强华人讲师、咨询专家老师及管理类10强华人讲师；

国内多家知名网站专栏专家及国内多家知名培训网站及机构特聘讲师、培训师。

社会资历

近三十年大中型外企统筹管理实务经验及民企职业经理人的经验和资历；

十余年企业治理及管理整合咨询经历；

成功辅导过数百家民企家族企业管理转型升级及建立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堪称民营家族企业研究治理导航人。

研究领域及成果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及管理整合；中国家族企业整合治理模式；

著《中国民营企业转型之痛》《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策略》。

经典语录

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良恶优劣之分，其根本原因均在思想或意识。组织之文化和组织个体之人性是企业治理成功之关键。

目     录

序 ：         大转型=大变革

前言：      使我痛苦者，使我强大

第一篇：      “封建余渣”的催悲

第二篇：      “二元化”之痛

第三篇：      “九拷问”民营企业

第四篇：      重振企业家精神

第五篇：      关于“变革阵痛”

第六篇：      变革择人而任势

第七篇：      “善战者畏不战”

第八篇：      经营哲学“无形决定有形”

第九篇：      文化建设“修道而保法”

第十篇：      重塑“规则文化”法则意识

第十一篇：    “企业诚信”万物之首

第十二篇：    构建综合能力体系

第十三篇：   “人权”与“生存权”

第十四篇：    “经理人”职业化的缺憾

第十五篇：   转型升级“七大方略”

第十六篇：   再现中国式“击鼓传花”

序：

大转型=大变革

2012第42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年会）定格2012“大转型：塑造新模式”； 首先看全球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冷战结束，没有大规模战争;欧美放松管制，出现了全球化;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体系：所有这些因素推动全球经历了一轮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

反过来，中国则是本轮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实现了新一轮工业化。这个工业化驱动了城市化，从而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换言之，新旧交替之际的中国其实也正处在一次大转型之开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经济无法维持高速增长，原来依托于高增长的体制就不能不进行调整-转型升级。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是有序而有力地自主调整、转型，还是被动调整、转型?如果是前者，中国企业可以更上层楼;如果是后者，中国企业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企业转型就是企业变革，大转型则是一场中国企业革命。

  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享延顿博士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说：“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变革的核心。在社会中关键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领袖们互相进行公开或私下的交涉，而且找出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妥协后的协定，那怕这种协定尚不尽如人意。”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对于转型升级的“变革者”来说，他的远处是重山峻岭、险象环生、黑夜茫茫；近处是荆棘坎坷、茂草迷离、戈壁荒漠。他是一个孤独者，必须奋力攀登高峰。但是，越是接近顶峰，他就越会遭遇山崩、雪塌和狂风暴雨，一切凶险都在等待着他。变革永远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故，转型升级必须具备：

一、       转型升级的信心与信念：

转型升级最需要的不是指明方向和提出方案，而是执行时的勇气、毅力、耐性、决心和超强的忍耐力。因为转型升级方案谁都能提得出来，而顶住巨大的反对力量，把一切转型升级措施执行到位，则远非常人能做到。

转型升级最怕的就是一种惰性，是一种对已成俗套的既成弊端的长期默认，即便明白转型升级道理，也懒得去抬腿动手。

二、       转型升级的激情与冲创精神

转型升级需要的是一种激情、一种冲动，需要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冲创精神，需要一种尼采所说的“戴欧尼索士”精神，需要尼采笔下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的那种积健为雄、奋进超越、拓展狂澜的英雄气概。

转型升级需要一种生命创造力和战斗精神，需要振奋之情，需要狮虎式的勇猛霸气，需要血性男儿的阳刚烈气，更需要一种永远激进的生命冲动。转型升级者要有一种“强者意识”，并在战胜反对势力的斗争中上升为强中之强手，形成一种手握百万胸兵的势态。如果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瞻前顾后，则转型升级永无成功之日。

三、       转型升级的理性与豪情

转型升级需要理性，也需要豪情冲动。两者之间，更需要的是豪情冲动。

拿破仑说：“一个错误的决策也比根本不决策好。”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一个出现失误的转型升级也比根本不转型升级强。”

转型升级固然需要理性，但却害怕过分的理性。如果一个人需要把所有问题百分之百考虑成熟之后再去转型升级，转型升级就永远不可能成功。

四、转型升级的发明与试错

转型升级天生就和错误联系在一起。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转型升级永远在错误中前进，在错误中逐渐矫正。对转型升级的苛求实际上只会危害企业本身的利益。

转型升级者考虑到50%的问题时就应该动手了，其他问题可以在战斗过程中再去解决。只有这样，转型升级才可能成功。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民营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做强、做大、做久，就必然面临企业转型升级；这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所有中国民营企业都必须经历的道路，无一能够例外。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2012-5-12修订

前言：

转型升级：使我痛苦者，使我强大

纵观历史，大凡一个政府因为腐败而面临危机时，最高权力者就会寻找一个变革者来进行变革，在变革之初，变革都会得到最高权力者的支持，而当变革取得一定成效、进入一定深度的时候，变革必然会触犯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与最高权力者发生冲突。最后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变革者当作替罪羊或牺牲品被消除了。这就是历史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真实的剧目。

在任何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社会转型期，都会有一批政治精英被当作牺牲品葬送掉，而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有了他们生命的铺垫，才有了社会文明进步，比如王安石、商鞅、谭嗣同、罗伯斯庇尔。同样，在民营企业变革过程中，某一个具有现代管理观念的人来到一个民营企业担任高职，经过努力为企业输入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在中国大部分企业中，只要它向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就必然会出现无数的“第一位转型期的企业与变革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转型期的牺牲者们是一批伟大的精英，是悲壮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屈辱、泪水甚或生命之痛之殇换来了企业的进步发展，使中国企业逐渐淘汰自己身上的种种陋习、逐渐变得文明进步、强大。

企业转型升级的变革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出台了，所有的人事变动也实施了，所有的变革步骤也到位了。但是，预期的产值及利润大增的状况并没有出现。相反，还出现了效益滑坡、利润锐减、产量及销售额大幅下降的状况。于是，变革者遭到保守派的死命攻击，老板对变革发生怀疑，变革者信心也受到极大打击。这时，变革要么后退，要么停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企业转型升级阵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破坏，而新的国家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旧的价值观念遭到冲击，新的价值观念既不成熟又相互冲突，各种政治势力互相较量，国家陷入内战之中。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变革阵痛。这一阵痛一直持续了37年，直到1949年才告终止。然而，用37年的阵痛换来五千年黑色专制体制的瓦解，这也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无论是法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整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都远远低于大革命前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的水平。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但是，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法国两百多年的光荣历史、不会有法国今天的繁荣，甚至不会有整个欧州的繁荣。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为，事实上，一个转型越剧烈的社会，社会经济及民众生活在转型期内就会越低。同样，一个变革动作越大、越激烈的企业，转轨期间的阵痛就会越强烈，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转型升级期的阵痛大都是变革主体为过去传统体制付出的代价，传统模式越落后，这种代价就越大，阵痛也就越强烈。而变革反对派们可不管这些，只要生产和销售出现滑坡、利润出现下降，就会把所有责任全部推到变革者头上，就仿佛把病人在手术台上的痛苦全部归咎于医生一样。变革的最危险之处恐怕就在于此。几乎一半以上的变革因阵痛而失败，变革者因此被罢黜。

推行任何一项工作，必须做好相应的各种准备，“阵痛”往往是在各项条件不成熟时推行变革所产生。但是，如果要等到所有条件全部齐备之后再着手变革，恐怕就永远无法推行变革。因为世界上没有一项变革是在所有条件完全成熟之后再开始推行。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其内部的管理体制、人才结构和运作规则等“硬件”必须与企业文化这一“软件”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软件”的支持配合，“硬件”的改变会十分困难。而变革恰好是在“软件”未变的前提下就强行改变“硬件”，造成人们在思想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认同，而在人们不认同、不习惯的前提下进入一种新模式，阵痛必然出现。而事实上，变革又完全不可能在所有“软件”改变之后再去推进。

世界上所有变革都是在客观条件不成熟和文化“软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开始推进，这就注定了转型升级的变革阵痛必然出现。而条件越不成熟，文化差距越大，转型升级阵痛就越强烈。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并不多，因此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一种承受变革阵痛的社会心理。人们并不接受“变革阵痛”这一概念，并普遍把“变革阵痛”全部归咎于变革者一人，故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阵痛变革的困难之处正在于此。

然，转不转型，社会必然向前，刻不容缓。在历史滚滚前行的车轮下，无路可退、别无选择，转型升级虽痛不欲生，但九死方有一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谁使我痛苦者，使我强大、使我永生！

第一篇、“封建余渣”的催悲

中国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艰难地行进。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目前经历的过程恰似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企业家的幼稚浮躁、劳资纠纷、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些现象都跟19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起步整整落后了200年，与日本相比也落后了100年。民营企业存在的这些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初期都发生过的状况实属正常，没人能够跨越历史。别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再走一遍。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在民营企业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壤中，存在着太多的封建余渣，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包袱沉重地压在民营企业身上，让它们不堪重负，于是不断上演一幕又一幕倒闭悲剧。中国民营企业家大多来源于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过去体制外的边缘人士；

第二，农民；

第三，个体户；

第四，打工者；

第五，国营企业下海者。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自身素质不高，大多未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半路出家，经营企业并没有一套企业管理经验和成熟的管理思想，身上的草莽气质和农民观念多于企业家气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中国企业主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只是商人、淘金者，心中充满发财梦，不遵守商业规则，不惜一切达到目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仍然停留在若干年前刚发迹时的那种状态。在他们的头脑中，少有诸如企业文化、科学管理结构、规范化程序化管理的概念。他们最大的优点只是在于善于把握商机，然后大胆切入，淘到第一桶黄金。

然而, 他们有着一种全世界各民族都少有的对财富的攫取精神，有着一种超常的求富动力。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中，以全世界各国从未见过的速度产生了如此多的“公司”和“集团”，比起北欧国家那种悠闲满足、一心追求享受的社会风气，中国人的奋斗精神恐怕只有他们工业革命时期勤奋的祖先才能相比。他们是天生的市场精英，有着超常敏锐的商业嗅觉和非凡的营销天才；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财富创造欲望；他们异常敬业，为了开拓市场、融资、资本运作和营销策划而孜孜不倦；他们有着难以想象的韧性，不怕失败、呕心沥血、百折不挠，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他们心中那个伟大的目标。

从南非开普敦地摊市场上的江苏小贩到西班牙马德里街边店铺里的浙江商贩，再到莫斯科中国商城的温州鞋商，从他们顽强奋斗的艰辛足迹中，从他们那一双充满希望的眼眸中，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一种华人独有的、顽强的财富追求精神。除了犹太人之外，这种精神在全世界再无其他民族敢比。

大部分中国企业主同时也存在着以下这些缺陷：

首先，对计划、组织、运筹有着一种天生的欠缺，不乏动员能力，但却缺乏组织能力；对现代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要素（规则、程序、标准）少有概念，对企业的体制、机制、体系认识不多；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大部分中国企业主更多的是商人而不是企业家，是生意人而不是实业家；他们是天生的孤胆英雄，像佐罗那样独自一人拿着利剑去迎战敌人，但却不善于利用下属的智慧和热情去经营企业；他们有着太强的个人表现欲和自我中心意识。

其次，大部分中国企业主的文化程度不高。我辅导的其中一家温州公司，创办于1993年，有4位老板，经过五年的发展，到1998年时年销售额从创业初期的200万元上升到5000万元，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年销售额却一直徘徊在5000万元左右，2008年销售额仅为4200万元。老板们常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几年总是做不大？”我回答：在于4位老板文化底蕴的局限性，文化含量有多大，企业也就只能够做到多大，温州甚或整个中国企业大都如此！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大部分中国企业主的思维方式不成熟，不用纯企业家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不用纯企业的办法去处理问题，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军事家，当成是孙武或隆美尔，总是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成长在硝烟刚刚散去不久的年代，耳濡目染的大多是战争故事片和战争小说，很多人都有着像创维公司总裁黄宏生那样的战争情结，一旦经营企业，就不由自主地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坦克集团军，把竞争者当成纳粹军队，把市场当成诺曼底和滑铁卢，把经营运作当成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而战争原则强调的是欺骗敌人、兵不厌诈、是残酷消灭和无情打击，而绝非是基督教原则和人文关怀。他们把战争原则用于所有的对象——竞争对手、消费者、供应商、客户，甚至企业内部的员工。由于对方被当成了敌人，对方也把他们当成敌人。于是，在一场又一场战争下来之后，他们被自己和无数的敌人折腾得精疲力竭，最后陷入倒闭破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一大批 “司令”和“军长”式的民营企业家开始了一场又一场激情燃烧的战争，中国民营企业在战争中不断地牺牲流血，被敌人消灭，而不是消灭敌人。在这个激情奔腾的年代，民营企业家的幼稚冲动、自大狂、战争欲在这里尽情发挥，但却不断英勇地倒下。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当这些“将军”们打得筋疲力尽、打剩最后一个士兵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这样一个道理：这本是一场根本不值得去打的战争，当初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时才会偃旗息鼓，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采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国民营企业才会真正走向成熟，然而这个时候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到来，恐怕还需要30年或50年。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民营企业财富的快速积累，离不开制度解放带来的政策空间以及市场开放造就的市场空间，但根本上是靠人的主观努力才形成今日之格局。中国人的勤奋、吃苦、强烈地追求财富的精神乃是财富增长的本源动力。这种精神使中国企业，尤其是形成“中国制造”鲜明特色的民营制造企业，在与全球范围内其它国家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本和速度优势。但是，伴随一代企业家的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初步完成，人们对企业的使命与价值观问题的思考却才刚刚开始。办企业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勤奋、努力、节俭之外，还有哪些精神因素能够长远地支撑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久？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究竟转什么、升什么？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上述这十项转型升级内容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表象背后是本质（参见《曾水良：中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之痛》）。事实上，民企转型升级本质上改的是一种文化，是革除掉过去那种以传统农业社会文化、市侩意识为取向的模式，代之以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先进文化模式。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在企业中注入一种现代理性精神，是以程序化、规则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去取代民企与生俱来的家族化、个人化、神秘莫测化、感性化和原始化。转型升级后的企业中, 个人背景和出身不再是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唯一起决定作用的是正式的职务和标准的工作程序，“人”和“老板”的作用已经退居其次，在企业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科学的组织架构、被严格执行的工作职责和正常的现代化组织管理运筹。

要掌握这些办法并不困难，企业界人士对改造民营企业的这些办法心知肚明，可以说再无需向任何人讨教。但是，当今民营企业真正困难的是把这些具体措施全部落实到位，顶着巨大的压力、阻力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之痛苦，坚持、坚定的把这些举措持之以恒下去！

第二篇、“二元化”之痛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确立只是30余年的事情，在几百万家中国本土企业中，虽然也有海尔和联想这样的国际化企业，但是，更多的本土企业仍然是一种草根和草莽式管理模式，带着浓厚的农耕文化气味。家族化、个人经验化、个人直觉化、粗放化、简陋化、主观化仍然是绝大部分中国本土企业的主旋律。95%以上的中国本土企业仍处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到泰勒革命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管理状况，这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实际情况，短时间内谁也改变不了。

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起步仅30余年时间，而西方企业在工业革命后发展经过了整200年时间，30年与200年，两个数字完全不成比例。在漫长的200年岁月里，西方企业有充分时间解决企业内部的各种基础管理问题，其内功已经达到十分强悍的程度。而中国本土企业从1977面才开始真正起步，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带着浓浓的农业文化痕迹：我们踉踉跄跄、步履蹒跚地走向国际经济大潮。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转型升级期”。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经受阵痛，逐渐向规范化、国际化模式靠近。西方企业所走过的200年工业化之路，我们从1977年开始，仅仅只走了30余年。

转型升级动力来自于外界压力，也来自于自身的先天不足。“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阵痛现象”-中西企业“二元化”格局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一个普遍的规律。

中西企业的速度相差200年时间，两者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从一开始，中国本土企业就处在一种巨大的劣势中“二元化”格局；那就是——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及国际经济现阶段发展是同步的，但是，中国企业历史与西方企业及国际经济历史的发展是不同步的。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及国际经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协调。

于是，大转型期中企转型升级中国本土企业便立即陷入了这样一种险境：

一方面，西方企业和国际社会不会因为与我们的“历史不平衡关系”而采取一种宽厚的标准和规则来对待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发展晚了200年而格外体恤我们。我们必须适应和达成西方社会经过200历练之后形成的各种标准和要求。我们必须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的大潮中，学会掌握一整套对我们高不可攀的规则和范式；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200年理论差距，我们的基础十分薄弱，由于国际化融合作用，这200年的理论差距到今天只有100年的实际差距。今天中国大部分本土企业相当于美国企业1905年的管理水平，也就是说，中华土地上几百万家处在1905年美国企业管理水平上的本土企业必须与2007年的西方企业展开全面竞争，且所有竞争规则和手段都是后者制定的。在竞争展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处于一种败势和险境之中。这就是中国本土企业频频破产倒闭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种败势和险境，只有极小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意识到了，如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李东生。意识到这种败势和险境的中国企业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大潮的竞争，一方面奋力追赶100年的历史时空差距，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快缩短100年的时空差距，但是，这种由先知先觉者领导的企业在中国本土企业中的数量极少,大约只占5-10%，而90-95%的本土企业领导人仍未充分认识到“二元化”的险境，仍处在一种观念“草根与草莽式”混沌的状态之中。

大转型期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面临最大的险境就是这种“二元化”格局，国际社会和西方企业不会给充足的时间让我们夯实基础管理提升，西方企业没有这个骑士风度。我们现在就面临着高标准、高难度的国际市场统一标准和规则。无论我们的内功和基础是否跟得上，这种规则都不会改变。

大转型期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破解我们与西方企业和国际经济存在的“二元化”关系，在20一30年时间内夯实西方企业用了200年时间才夯实的管理基础，然后迅速跟上国际化经济大潮。这一点并非遥不可及，韩国企业的起步与我们几乎一样，甚至于比我们更差，在50年前，韩国与西方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二元化”关系，但是，如今韩国已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台湾省的情况与韩国几乎一样，且台湾的经济发展比韩国更好。

事实上，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实行科学管理面临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斗争。人类历史的发展经过了这样几次文化斗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斗争，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斗争，工业文化与现代人文文化的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转型，都是人类自身的一种进步。当今中国本土企业所面临的并不是西方企业面临的那种工业文化与现代人文文化的斗争，而是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斗争，中国本土企业现阶段所要克服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大工业机械化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性的丧失，而是农耕文化的那种散漫、落后、愚味、混沌的原始状态。原因很简单，我们刚刚从“远古”走来，浑身上下还带着浓浓的刀耕火种所留下的腥酸气味。大转型期中企转型升级的当务之急是消除这种腥酸气味。  

大转型期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必须突围“二元化”，关键在于三个问题：

第一，    我们的企业家是否真正意识到了“二元化”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     是否真正着手去消灭“二元化”状况；

第三，    在消灭“二元化”的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恒心和毅力能够坚持到底。

第四，    中国本土企业只有科学管理才能有效消除“二元化”，去浮躁理性回规夯实企业内部基础，在20一30年里从目前的“二元化”状态步入现代化企业行列。

因此，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大转型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一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迅速融入全球一体化浪潮，一边用“超常规速度”在短时间内迅速夯实企业内部基础，然后迅速跟上去。这种基础夯实工作的正常速度也许需要100年，但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超常规速度”必须只用也只能用20-30年。

第三篇、“九拷问”民营企业

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在全世界最高，而倒闭破产比例在全世界各国也属最高。可以预计，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几十年。目前，全世界最不稳定、可变系数最大的企业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民营企业主素质普遍不高、缺乏理性思维的战略头脑，经营决策只看到三步之遥，中国民营企业最滞后和落伍的不是厂房、设备、技术和营销模式，而是企业家的精神世界；在民营企业现代化办公大楼和进口先进设备的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传统的、家族式的、带着浓厚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色彩的价值观念；有形的东西最容易形成和改变，最难改变和形成的是无形的东西。而对事物发展起着根本作用的永远都是无形的东西--------价值观(意识形态)。

 拿破仑说：“世界上有两种最有力量的东西，一种是刀剑，一种是思想。从长远来看，思想的力量会胜于刀剑。”在拿破仑威风凛凛的军服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深深的文化底蕴——那是对文化价值的崇尚、对思想力的敬重、对科学理性的笃信。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中国企业家们身上最缺少的东西。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国与国、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之所以有良恶优劣之分，其根本原因均在思想或意识。对于企业家来讲，我们今天在这里呼吁的是企业家的精神。这个世界缺失的不是钱，商业社会缺失的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梦想、企业家的价值观。

当前，中国民营经济体遭遇形势的急速变化，步入前所未有的瓶颈期，但是，一个全面反思产业模式的气氛正在生死一线之间挣扎的民营企业中形成，压力下追求产业升级转型成为众多民营企业家们殊途同归的选择。同时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和失败的“切肤之痛”，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深刻认识到强化企业管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生存和发展问题悬在了每个企业的头顶。中国民营企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解决目前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本瓶颈问题，即企业家素质、专业化管理和产业化战略。转型是民企持续发展的瓶颈，是必须要迈的一道坎儿；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必经的痛苦历程。“改变民营企业是找死，不改变民营企业是等死”。而企业主的素养是民企转型的关键。

1. 思想意识 先天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在其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融资困难、信用不足、人才匮乏民企基础薄，包括、硬件基础、管理基础，单从产业准入方面观察，民企占据了国民经济最微利的行业，从整体规模上看，民企仍然表现为“弱、小、散。”等。因为它只有短短的二十来年的历史，所以基础相对较弱。

    中国企业数量以千万计，绝大多数都是民企，民企整体人力资源薄弱、员工文化程度、水平参差不齐。民企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在人力资源、银行贷款、政策扶持、产业准入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其经历的历史背景,使得他们有明显强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直接掌控企业资源的冲动，民企老板以社会边缘人士居多，先天性素质不高，很多民企业主是靠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些机会而发迹起来，素质并未同时提高；但是，随着公司的业务量扩大、组织机构扩充、公司人员增加、资金流量增大，中国民企思想或意识先天不足各种问题也随之出现。

2. 自我崇拜、妄自尊大：民企老总们大都有一种自我崇拜心理，特别是对第一代企业家来说，总想超世脱俗，总想开创一番伟业，但是，其内心深处仍然是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那一套，一旦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其所有行为和观念仍然是传统老套，没有什么根本变化。真正起自草莽的企业家，其早期生涯都充满苦难。或者是出身不好，或者是穷困潦倒，最后，由于自身天分和胆识，并且有好的机遇，他们创业成功了。但是，底层经历中的种种困难，曾经受到的白眼和伤害，使他们内心深处多少有些报复心理，或者是补偿心理，一旦自己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自己做了老板，这种妄自尊大领主意识就出来了。

       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无法充分发挥团队精神。他们往往事必躬亲，依然依靠个人打天下,一些企业的老板甚至妄自尊大，目中无人，难与他人合作共事。对于有些企业老板来说，可能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比企业的发展更重要。做老板不光是财富的增长，更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无限扩张。实践证明，“老子天下第一”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在公司进入规模后会带来巨大的弊病。如果说强人统治能够在初创企业奏效的话，将这种管理风格套用在已进入产业成熟期的民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身上就不一定行得通。武断专行的管理风格曾导致国内一些民营企业领导层出现缺位，造成企业在第一把手离任后经营状况全面下滑。

3. 人文思想、人格障碍：民企老总大都精明，但民营企业最缺乏的是一种人文思想、文化素养和理性思维和健全的人格。企业运作中最缺乏的就是契约和信誉精神，人格大小决定公司发展大小。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老总都存在着人格障碍。在一部分中国民营企业的骨髓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它是：一种狭隘的视野、一种对人的冷漠、一种对人文精神的轻蔑、一种对通用规则的忽略、一种缺乏自己的固有原则、一种盲目追风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浅簿。故而大多的民营企业家的性格：心胸狭窄不能容忍一切人，同时又看不起一切人。

       中国民企老板，有一部分人视“面子”如金。他们不愿意让你知道他们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愿意让你指出他们的不对，不愿意让你指手画脚。你没有给他“面子”，是在揭短，他宁愿去死，也不会听你金玉良言。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人格特征是：远贤人、近小人、喜欢奉承、讨厌批评、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综观二十多年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可谓风起云涌，变化无穷。成功者大有人在，但显赫一时、昙花一现者也比比皆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但在他们失败的背后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即创业者都未能克服其人格障碍，未能超越自我。

4.小农意识、市侩心态：民营企业老板以社会边缘人士居多，先天性素质不高，很多民营企业业主是靠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些机会而发迹起来，素质并未同时提高；在一部分中国民营企业的骨髓里，有着一种对自由民主原则的排斥、一种与国际化潮流极不合拍的小农意识和市侩心态。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小企业主发迹大多是抓住两个好产品，瞄准一个市场空档，然后押宝市场促销一举成功。这种偶然性的成功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在决策时带有极强的赌博性。一个产品赌赢了，其他所有产品都如法炮制。它们并没有意识到，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扎实稳定的基础，然后创造一个逐渐发展的趋势，并保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由于缺乏远见的理性思维，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在民营企业主经营中最容易滋生，想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一个百年老店的企业家还太少，能把自己产品做成世界名牌的更少，更多的则是昙花一现。优秀的现代民企都十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企业道德建设、企业形象建设浅显而言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取向。基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尽管有着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等一系列优点，但其身上的小农意识和市侩心态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只有搞清楚现阶段民营企业家战略决策与日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5.创新思维、首创精神：初创中国民营企业初创期始终不渝的就是产品取向，相当一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第一要旨，思想行为大都违反科学理性原则及人文精神，信誉不高，缺少个人首创精神，热衷于追风赶潮，经营管理活动中带有过多的政治目的，根本违反制度和规则原则。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知识经济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流，民营企业在适应高度市场化和网络、信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催化的产业革命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或手足无措，从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这个层面上考虑，民营企业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格局中保持可持续发展，在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面临的挑战将是十分严峻的。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其实民营企业创新的行动都局限于寻找创新的方法或点子上了，而没有意识到创新思维的重要性！中国的民营企业，缺的是创新思维，并不缺创新方法。于是便导致了我们中国只是出了个中国式的仿造制造，而不是创新制造；甚者为中国粗制滥造！

6.社会责任、社会价值：社会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民营企业也难以生存。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民企老板于创业初都是抱着名利为企业第一目标的。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就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企业主的价值观取向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主如果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它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企业也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企业在完成其经营目标之后，也要完成其它的目标，即社会责任。

       企业是赚钱的工具，但绝不是无血无肉无情无义的工具，更不是可以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不对人类回馈的麻木不仁的机器。一个企业成功与否，不能把利润作为惟一的标准，企业还必须承担起社会和环境所赋予的责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企业发展从“以利润为中心”到“追求价值最大化”，是一个质的飞跃，它标志着企业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追求价值最大化”，看重的不仅是实现利润，更看重的是实现利润的能力；看重的不仅是有形资产，更看重的企业品牌效应；看重的不仅是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价值；看重的不仅是企业自身价值。做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文明经商，以诚信立足社会；以人为本，劳动关系协调和谐；回报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能真正壮大、变强，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7. 企业逐利、使命目标：自1980年陷入困境的部分民营企业，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分析出了一些共性问题：战略决策失误、对行业发展方向判断失误、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导致决策失误、过度扩张和盲目多元化、过于依赖OEM模式、金融衍生品等虚拟经济盲目发展、道德、社会责任的缺乏和监管缺失、基础管理薄弱等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民营企业财富的快速积累，离不开制度解放带来的政策空间以及市场开放造就的市场空间，但根本上是靠人的主观努力才形成今日之格局。中国人的勤奋、吃苦、强烈地追求财富的精神乃是财富增长的本源动力。这种精神使中国企业，尤其是形成“中国制造”鲜明特色的民营制造企业，在与全球范围内其它国家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本和速度优势。但是，伴随一代企业家的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初步完成，人们对企业的使命与价值观问题的思考却才刚刚开始。办企业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勤奋、努力、节俭之外，还有哪些精神因素能够长远地支撑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久？

        中国民营企业与西方著名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著名企业大都是为了一种使命、一种目标、一个产业而奋斗，而中国民营企业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一个产品，为了一块市场，即发现了一个好产品，然后倾力投入，再无限扩大，而一旦这个产品完结，就再找一个新产品，始终不愈的就是产品取向。在整个产品经营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狭隘性，这就必然造成民营企业家对行业前景及民营企业长远战略的忽略，忽略民营企业文化及长期新产品开发。忽视民营企业单一产品的竞争到组合产品的竞争、从组合产品的竞争到供应链的竞争，从供应链的竞争到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对比一些已经有百年历史之久的国际领先企业，我们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在企业的远大理想、社会责任、正直赚钱、利益分享、合作精神等等方面还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没有使命和价值观上的进步，民营企业如何才能摆脱“原罪”的舆论印象，转变成为受顾客喜爱、受人才欢迎、受股东称赞和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呢？目前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竞争属于低层次的“产品竞争”。

8. 和谐发展、双赢思想：通常民营企业家们最缺少的就是“双赢思想”，在对待对手方面，惯用的做法就是把对方整死为止，如果被整的一方所幸没有被整死，那么，活过来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整自己的一方整死。这叫你死我活。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胜利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对手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掉的心态一模一样。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有一种周瑜的性格——心胸狭窄、气量短小；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则具有一种兼周瑜和袁绍的性格，这种心态在各大企业的价格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彩电大战、空调大战。中国企业之间实际上最需要形成价格联盟，但实际上也最难形成价格联盟，即便是短暂的形成，也会很快被破坏掉。

    因为民营企业家对待竞争的思路还是停留在你死我活的层面上，绝没有想到要双赢，甚或多赢。从世界范围来看，企业与社会间的关系也是互动关系，是“双赢”的。无论是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国有企业还是一个产权单一的私营企业，它都要既为投资者着想，也要为它所存在的国家、社区和消费者着想，更要为企业内部的员工着想。

9.不问是非，只论成败: 民营企业主个个都很有才能，都不乏智慧，但缺少的是理性思维， 是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一般人大都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企业家成功靠的是才华。其实不然，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企业成功靠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理性科学精神、一种道德感、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对规则遵守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牟其中心中充满了伟大的抱负和鸿浩之志，头脑中存着太多的经商手段，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基本的道德、信誉和理性科学精神。

    在我国民营企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着经营作风不端正的问题。他们不是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手段来积累财富，而是采取投机行为，甚至是非法手段来牟取利益。在他们当中，抢注他人商标者有之；假冒别人产品、瞒天过海、以次充好者有之；坑蒙拐骗、赖账不还者有之，现下炒！炒！炒！的投机赌徒经营思想。其手段多种多样，无所不用其极。如牟其中利用信用证诈骗国家外汇，卢俊雄卷款上亿潜逃，这种耸人听闻的怪事在我国民营企业中为数不少。“小胜在智，大胜在德”，“无道者不可成大事也”。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起码的商业道德，这样的企业还能做得下去吗？

古人云：“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以修身养性为首，这说明人的立身之本在于高尚的人格和思想，即意识形态。企业的“钱”不是靠钱挣来的，是靠信誉挣来的，民营企业主立功，立德，更须立言（口碑）。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领导，以事实为基础的管理”作为企业主就是要建立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思考企业的战略问题。应该发挥企业家精神，要具有创新、承担风险、系统思考与洞察的能力。中国民营企业的意识形态劣根就是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制度的劣根，民营企业之所以大都呈现短命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确立理性精神，理性战胜感情时，企业意识形态就正确，民营企业所有失败都是反理性行为的结果。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比如，下雨了就要打伞、天冷了就要添加衣服，这就是最最基本的理性思维，而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民营企业主更多的做法是，下雨了不打伞、天冷了不加衣服，就像六十年代领导者的行为一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经济发展和民众休生养息，但偏偏就要发动一波又一波毫无意义的政治运动，完全不按国际通用的治国原则和理性原则行事。这种荒唐行为至今仍然在民营企业主身上普遍存在着，决没有消失。

第四篇、重振企业家精神

当前，因为各种国内国外因素的制约，中国民营经济体遭遇出口形势的急速恶化，步入前所未有的瓶颈期，但是，一个全面反思产业模式的气氛正在生死一线之间挣扎的民营企业中形成，压力下追求产业升级转型成为众多民营企业家们殊途同归的选择。同时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和失败的“切肤之痛”，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深刻认识到强化企业管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在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在其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融资困难、信用不足、人才匮乏、民企基础薄弱，包括硬件基础、管理基础都很薄弱，单从产业准入方面观察，民企占据了国民经济最微利的行业，从整体规模上看，民企仍然表现为“弱、小、散”等。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虽然已经从生意的个体迈向了组织化的企业，起步早的企业已经摆脱了艰难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成长期；起步晚的企业仍然还停留在生存的创业期。但，生存和发展问题悬在了每个企业的头顶。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中国企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解决目前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本瓶颈问题，即企业家素质、专业化管理和产业化战略。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民企老板以社会边缘人士居多，先天性素质不高，很多民营企业主是靠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些机会而发迹起来，素质并未同时提高；民企老板创业初期，企业领导人与亲戚、同学和朋友携手共建，凭着自己敏锐的市场触觉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破除重重困难，通过最原始的创业手段，凭着一股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把企业创办起来。而非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信仰，做支撑来创办企业、经营企业的。

故，随着公司的业务量扩大、组织机构扩充、公司人员增加、资金流量增大，企业的各种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内部管理混乱、家族成员对正规化管理进行抵触、企业内部派系形成、信息传递失真、组织涣散、市场滑坡、产品质量下降。于是在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压力下，所有问题都一下子迸发出来，企业濒临倒闭或是申请破产！其实，经济危机的来临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现代企业家应具备的精神：

1.民营企业家缺乏向现代企业家过渡的文化底蕴，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资本积累机制有余而资本集中机制不足的问题。

2.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文化思维定势使得许多小资本不愿联合成为大资本去发展大企业。

3.民营企业家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文化倾向，诸如缺乏实业精神，投机性，无序性，唯眼前利益是图等等这些错误制约了企业家的理性决策。

4.企业家是决策者，要想做出合理、正确的决策，必须在工作中全面观察问题、准确分析问题、切实解决问题，这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才能做到。

5.部分企业家不规范经营。不遵从市场竞争规律，甚至违反国家法令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一些民营企业家天马行空的特色，往往具有很大危险性。许多民营企业存在着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偷税漏税、违规经营等违法违规经营现象，以及逃债、赖债、甩债等不守信用的现象。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经营者都必须以不触犯国家法律为根本前提，再聪明的经营者都不能有企图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来获得市场利润的念头。因此，守法经营、规范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之路，也是企业家成熟的标志。任何敢于与市场竞争规律开玩笑的，或敢于挑战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人或企业，十个有十个会碰得头破血流。

6.经营思想不端正。在我国民营企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着经营作风不端正的问题。他们不是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手段来积累财富，而是采取投机行为，甚至是非法手段来牟取利益。在他们当中，抢注他人商标者有之；假冒别人产品、瞒天过海、以次充好者有之；坑蒙拐骗、赖账不还者有之。其手段多种多样，无所不用其极。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小胜在智，大胜在德”，“无道者不可成大事也”。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起码的商业道德，这样的企业还能做得下去吗？
7.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长达数千年，中国人包括海外华商的骨子里都渗透着封建主义的血液，而且在中国一直只有治国治家之术，而没有经商之术的研究。在这样一种历史传统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其实一直是在以一种治家或治国的心态、方法来治理企业的。以治家模式管企业的自然就成了“家天下企业”，企业领导是家长，其他人都是家人或仆从。以治国方法管企业的自然就成了“王天下企业”，企业领导是君王，其他人都是朝臣或百姓。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民营企业主个个都很有才能，都不乏聪明，但缺少的是企业家应具备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信仰，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一般人大都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企业家成功靠的是才华。其实不然，企业成功靠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理性科学精神、一种道德感、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对规则的遵守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

第五篇、关于“变革阵痛”

对于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本质上就是企业的一次变革，而任何变革者都会过一道鬼门关——变革阵痛。变革阵痛是对变革者的最大考验，阵痛过去，变革必然成功；如果过不去，变革必然失败。“变革阵痛”实际上是对变革者韧性、意志力、智慧、个人综合素质的一种严峻考验，如同战争对处在最艰难时刻的军队统帅的智慧考验一样。

一项变革，在它刚开始进行时，其最终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决定的因素就是变革者个人的思想能力；故，变革的核心是“择人而任势”！变革阵痛是一种必然，世界上永远没有不经过阵痛就获得成功的变革，无论是革命式变革还是双轨制变革，都会有阵痛发生，不过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策略一：“革命式”变革法

对于经营管理陷入危机的企业，宜采用“革命式”变革法，即在短时间内完全废除原有体制，建立全新的体制；撤换大量中高层管理干部，短时间内招聘大量新人入职；废除原有行政及业务运作规则，建立新的行政及业务运作规则。同时，一开始就在各种场合告诉公司全体中高层干部，这种做法有可能带来变革并发症，产生强烈的“变革阵痛”，让大家提前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在“革命式”变革中，由于体制、人员、规则全部是新的，保守势力的活动已经被压制到最低程度。在这个时候，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大获全胜。革命式变革就是在短时间内用迅猛的变革措施把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掉，在保守派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有计划的反扑时，就尽快消除阵痛，让企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表面上看来革命式变革风险较大，但认真想一想，风险实际上很小。大凡失败的变革者都是因为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变革法，甚至变革根本没有造成阵痛就已经失败。比如戊戌变法，既没有进行充分的变革动员，也没有大量撤换保守派，更没有使“新法”见到实际效果。结果，没有产生任何社会阵痛，也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变革。而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一场典型的“革命式”变革，来势凶猛、暴风骤雨，最后大获成功，使日本步入现代化国家。

一言蔽之，革命式变革法就是让阵痛早日到来，然后再加以迅速消灭的一种果敢做法。

     策略二：“双轨制” 变革法

对于并未出现明显危机、呈半良性状态运作的企业，宜采用“双轨制”消阵痛法。“双轨制”变革法的具体措施是：在变革之初推行一种既不完全废除旧有模式，同时又建立新模式、让新模式模拟运作、逐渐替代旧模式的一种渐进式变革方法。具体做法是：

一：在经营管理体制和运作规则变革方面。旧体制和旧规则暂不废除，但必须同时把新体制和新规则制定出来，并正式颁布下去。同时，组织所有相关人员学习新体制和规则，了解新体制和新规则的详细内容，并在旧体制中确定新体制每个岗位具体人员的角色分配及具体职责划分。

旧体制和规则一边继续按原有模式运作，新体制及规则一边模拟演练。在此期间，必须进行新体制的一切准备工作。新体制及规则应尽量吸取旧体制规则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内容，切忌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废除。一个新体制想要正常运作，至少必须保留旧体制规则20%以上积极的内容，否则就会出现断层。

    二：在人事变革方面。在人事变革方面不可如“革命式”变革那样在短期间内撤换大量中高层干部，为了保持大局稳定，减少人事震荡，在人事变动的具体操作时必须本着“保持连续性”的基本原则。

 “双轨制”消阵痛法的基本特征是：在引进新体制、新规则、新人员的同时，原有的一套暂不废除，在原有的一套模式基础上准备新模式运作，用充分的时间把可能出现的一切不适应新模式的因素在一开始就全部消除掉。同时，新模式必须继承原有模式20%以上合理成分。一旦正式进行模式切换，就把变革阵痛降低到最低限度。

   策略三、“驱离复辟” 变革法

“阵痛期”内，很多变革者信心受到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政策，有的人甚至不等老板的命令，自己就开始全盘废除自己的各种政策。由于变革政策被废，原有的一套不久被恢复起来，企业效益更加降低。阵痛加上复辟，无意于给企业背后捅上一刀，置变革于死地，最终导致变革者本人被罢黜。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事实上，单纯的阵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复辟，是变革政策被废除。很多变革者最终被废，并不在于阵痛本身，而在于受到巨大压力后自己否定自己的各种政策，默许别人否定自己的政策。而一旦政策被否定，变革者存在的价值即告终止。企业主对变革者尚未完全消失那一点信心立刻宣告结束，变革者被正式淘汰出局，这就是中国民企不断上演的变革悲剧。

阵痛期内，变革者最重要的是做3件事情：第一，坚持一切既定政策毫不动摇；第二，向公司所有中高层干部宣传“变革阵痛”观念；第三，对变革中确实出现的一些失误进行调整，以减轻阵痛。

但是，变革的主旋律不能改变，变革的主要政策不能废除。变革者必须明白，自己的主要政策无论遭到多大攻击，它必定带来过巨大效益，反对者们虽然列举出这些政策的若干罪状进行攻击，但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对这些政策存有一定敬畏感，并不敢贸然全部废除。一旦你自己把它们废除，那么他们心中对“新政”仅存的一点敬畏就全部消失，而你作为这些政策创造者的价值将不复存在。于是，自己就会被驱离。

面对阵痛，变革者最重要的是临危不惧，要有一种坚定信心和大丈夫气概，要坚持变革政策毫不动摇，要像曹操那样面对自己部下兵败如山倒时仍处变不惊、镇定如初。变革者应该学习李光耀的决心，一面坚持，一面调整，一面收拢人心，使变革阵痛尽早结束，并反败为胜。

胜利往往取决于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变革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可采用“革命式”变革，让阵痛早日到来，并让阵痛早日结束；也可采用“双轨制”变革，以保持稳定、减少阵痛。但千万不要采用既非革命式，又非双轨制的“盲目式”。“盲目式” 变革绝无成功之可能。

策略四、“一鼓作气” 变革法

面对变革阵痛，变革者要有一种曹操那样的大丈夫气概，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仍然处惊不惊、镇定如初，坚持变革毫不动摇。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事实上，变革阵痛是对变革者的一种最有效的考验。凡准备充分、策划周密、认真投入的变革，变革阵痛就容易过去，反之则是“长夜漫漫”，变革失败夭折。变革之初，变革者就要采取积极措施，努力设法使变革阵痛尽早结束。

李光耀说，“当我决心做一件事，态度一定非常坚决。首先我要确定这件事是否值得做，如果它不值得做，那我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我一旦认为某件事情值得做，我就会全心全意投入，我会不计一切一鼓作气地使它成功。”

    总之，变革不怕激进的“革命式”，也不怕渐进的“双轨制”。最怕的就是既非革命式，又非双轨制的“盲目式”。所谓“盲目式”变革法，是指变革时既不采用“双轨制”那种对旧模式一定程度的保留做法，同时又不像“革命式”那样在短期间内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盲目的、毫无策划的、无头苍蝇式的变革。最后，由于变革措施不成熟、缺乏力度、缺乏策略而告失败。

事实上，当今中国企业中进行的变革80%都是“盲目式”变革，真正能够有理论准备、预先经过周密策划的变革少之又少。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变革者”们大都是勇猛斗士、是热血男儿、是英雄大丈夫，但却不是变革家。于是，变革到最后，一大半变革者在变革阵痛期内就成为“烈士”。

 “盲目式”变革者的变革方式是冒进式的、行为方式是感情式的、思维方式是简单式的。他们没有考虑到变革路上的棘荆坎坷，没有应对变革失败的充分心理准备，有勇无谋地进行一场变革，到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变革成功就出现在“阵痛”之后。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变革就大获成功；如果在考验中退却，变革就全盘失败。

第六篇、变革择人而任势

斯蒂芬·P·罗宾斯博士《组织行为学》一书第五篇第十八章“组织的变革与发展”的“推行有计划的变革”一节中说：“对于多数企业变革来说，高层管理者越来越求助于临时的外部管理咨询公司，他们具有严格的理论与方法的专业知识。作为外部咨询的变革推动者比内部的变革推动者能提出更为客观的观点。但是，他们也有不足之处，因为他们对组织的历史、文化、人员、操作程序缺乏充分了解。外部咨询更愿意推行第二层次的变革——这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因为他们不受变革后果的影响。相反，组织内部的专业人员或管理者，尤其是那些在组织中工作了多年的人，常常更为谨慎，因为他们担心触犯了多年的朋友和同事。”

  这段文字实际上将聘请管理咨询公司主导企业变革的利弊得失分析得淋漓尽致。

当企业不打算更换总经理，但又希望进行力度较大变革，甚至是“革命式”变革时，采用聘请管理咨询公司的办法是最佳选择。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咨询公司主导式”变革的特点在于：

第一，    原任总经理不必更换，以保持企业稳定；

第二，    管理咨询公司按照现代企业模式对企业进行变革目标策划、制定变革实施计划、督促变革措施执行到位；

第三，    “咨询公司主导式”变革可以避免企业内部的各种纷争和相互攻击，所有变革措施不必考虑公司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因素，有一种完全的效率取向，便于变革的全面推进。

“咨询公司主导式”变革是在老板不想更换现任总经理，或不想聘请总经理（仍由老板自己任总经理），但又希望来一场全面深刻变革的情况下采取的做法。

“咨询公司主导式”变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借助外力来消除公司内部的种种弊端，避免企业内部保守派对变革势力的伤害。因为所有变革政策和计划都由管理咨询公司提出来，而管理咨询公司是外来单位，外来和尚好念经，内部反变革势力不能像攻击企业内部变革者那样对于外来和尚进行伤害。

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一旦管理咨询公司离开企业之后，其变革成果就难以保持下去，有可能出现全面复辟回潮，反变革势力会说，“管理咨询公司建立的这套模式完全不适用我公司”。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老板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凡是依靠外力所进行的变革，不可能像完全凭借内力变革那样保持对变革成果的持续坚持，一旦外力消失，就会出现倒退。除非长期聘请咨询公司。

变革实际上是现代工业管理模式取代传统农业管理模式，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内部旧势力对变革的强烈反击。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良恶优劣之分，其根本原因均在思想或意识。故，组织之文化和组织个体之人性是企业变革成功之关键。在提供具体变革方案的同时，须梳理和影响变革势力的心智模式。

任何组织体系及体系中的人员都是保守的，无论是企业、政府机关、军队、政党、宗教组织还是社会团体，哪怕是旨在开放思想和传输知识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任何一个组织都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控制着组织中一定的资源和权力。当进行资源重组和权力重新分配，会导致原有权力和所控制资源的丧失，这样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这是是人类社会一切社会组织的天性，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故，任何变革都会有反对势力，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每个企业的高层主管都会有“政敌”，哪怕你根本不进行变革也会有“政敌”。而变革者的“政敌”会更多。

反变革者就是那些在原有体制中的得势者、受益者和习惯者，新体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于是拼命反对变革。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中国社会有一种传统的反变革倾向，而且反变革的任何举动都会得到广泛的同情。

而且，更可怕的是，保守派攻击变革的很多言行都能得到老板的认同和理解，变革者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和保守派争夺对老板的影响力。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变革天生就和错误联系在一起。转型变革永远在错误中前进，在错误中逐渐矫正。中国社会转型变革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改革，是一种深层次价值观念及基本理念的革命。这一点老板必须清晰！

那么，如何去解决反变革势力问题呢？如何去赢得广泛的支持，把变革进行到底呢？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这里有一个最卓有成效的办法——形成变革阵营，传导管理知识、管理技能，并梳理和改造变革者的心智模式。！

变革者刚进入企业时是孤胆英雄，接下来就必须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形成变革阵营。具体办法有两种：

第一，外聘：从外面聘请大量中高层干部入职，将公司内部的保守派逐渐替换掉；

第二，内部寻找：一般来讲，任何公司内部都有少数对现实不满者，他们渴求一场巨大的管理变革，他们是公司内部的激进派，很容易成为变革的支持力量，应该紧紧抓住他们，并重用他们。

   变革者必须在最长半年内使支持自己的中高层干部达到50%以上，形成一个强势的变革阵营，这个阵营成员的价值观念一致、思维方式一致，彼此互相支持。

  变革者势单力薄，则保守派的攻击力量就会加强；如变革者形成一种强大的团体力量，保守派的攻击力量就会减弱。变革者必须明白一个永恒的道理——永远不要使自己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永远需要自己身边有大量的支持力量。

企业变革最需要的不是指明方向和提出方案，而是执行时的勇气、毅力、耐性、决心和超强的忍耐力。因为转型变革的方案谁都能提得出来，而顶住巨大的反对力量，把一切转型变革的措施执行到位，则远非常人能做到。

故，企业变革，对企业主而言理应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当择人而任势。对咨询顾问而言， 在企业咨询过程中不仅帮助客户建立先进的管理体系，而且必须将老师的知识、经验、思考方法转移给客户，从而使企业拥有一批中坚力量。

第七篇、“善战者畏不战”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个耳熟能详的伊索寓言——《狼来了》： 从前有个放羊的小孩，3次骗了大人们说“狼来了”，大人们都受到了小孩的欺骗；后来狼真的来了，大人们再也不相信小孩的话，于是小孩和羊全被吃了。

可是狼来了的故事就真的结束了吗？ 大家知道，狼是无比血性和凶残的，狼群在吃掉了小孩和羊不久，再次袭击了村庄，村民损失惨重！村民们为了有效抵御狼群的袭击，开始广泛的制造武器，不断的训练人手。后来通过不断的努力，村民们终于打败了狼群的袭击，狼群损失过半，所以匿迹远循了！战胜了狼群，村民们好不得意！于是乎在后来的日子里，村民们扔掉了储存在家中的武器，定期的训练也被盛大的节日舞会所替代，全村开始歌舞升平。

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不幸却悄悄发生了。村民们在一个早晨的村口的田埂上，发现了许多已经残缺不全了的羊的尸体。 是狼所为！狼又回来了，人们陷入了惶恐之中，因为日常的歌舞升平无以应对……

其实，我们从上面的故事中看到有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在小孩喊“狼来了”之前，虽然小孩并没有看到狼，但为何大人们会这么轻易得受到了小孩的欺骗？事实只有一点，就是村子外面确实有狼，并且有许多的大人们也见过狼！这些大人们在明知村外有狼的前提下，仍然让小孩独自一人在村外放羊，可见这些所谓被骗的大人们疏忽到什么程度！

第二次危机：在小孩和羊群被狼吃掉以后，村民仍然没有预计到潜在的风险，仍然放松警惕，狼群在尝到甜头后便很快袭击了村庄。

第三次危机：当村民战胜了狼群后，开始扔掉了武器，歌舞升平起来，完全没有想到狼群未亡，并且还会再来，于是，最终的惨案也就不难发生了。

 通过上述故事，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同样的危机，在经历了30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同样会呈现。民营企业的三次危机：

1、创业期。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最大的危机是能不能保护好自己那脆弱的羊羔（产品）？而保护好脆弱的羊，就一定要想到如何防患那还未曾谋面的狼来吃掉你。

2、成长期。民营企业在企业成长期，最大的危机不光是要保护好你的羊（产品），还有你的牧羊人（团队）和买你羊的人（客户）等等，因为这个时候，你面临的不是一头狼，而是一个狼群！

3、成熟期。民营企业在企业成熟期，最大的危机是取得成功后的沾沾自喜，以为狼群已赶走，自身的各方面都已稳定，其实企业会马上会遇到发展瓶颈，如不及时升级创新或经营转型，会很快从谷顶跌到谷低。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其实故事中的“狼”，即是危机，又是机会，如果没有了狼，村民又怎会在制造武器的同时增强了村子的力量？又怎会在训练人手的同时发展状大了村民的队伍？

以曾水良和李晓东为代表的民企治理专家们认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危机，其实也正是企业迈上更高阶段的机会，而如何应对危机的处理，如何将危机转化为机会，我们仍从上述的三个危机做概括性分析：

 1、创业期——活下去！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最大的危机是存活难，但只要危机应对及时，能活下去的企业将会进入企业的成长期。

 2、成长期——练内功！民营企业在成长期，最大的危机是没打好基础，你的产品、市场、品牌、营运、团队等等，都是企业成长的基础，基础不打牢，内功不练扎实，面对狼群的侵袭，便无招架之力。

3、成熟期——创新或转型！民营企业在成熟期，最大的危机是看不到危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得高了，看得远了，但望记了脚下的万丈深渊，在狼来到之前能够做到创新和转型的，便会进入下一轮生命周期的循环，否则，便很容易跌下深渊！美元贬值、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大，货币政策从紧、劳动力成本增加，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夹缝中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企业显得很迷茫。

“狼真的来了”！要知道，“狼来了”，不是危机来了，只要民营企业居危思进准备好，其实就是机会--危险中的商机。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身处安全却能时时想着危险可能到来，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相对而言，居险而思危，则不仅是一种清醒，更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居危思进的决心。居险不知危，身处险境却浑然不觉，或虽发觉却抱着侥幸心理，那么险就可能成为真正的祸。只有认清“险”而思量“危”，在居险思危中居危思进，才有可能转危为安、转危为机。居险思危，还要坚定信念，树立信心，临危而不惧。

历史经验表明，最坏的打算往往能获得最好的结局，愈是保持清醒，愈能科学决策，正确应对，最终居险思危而不危。民营企业须居危思进而非居安思危。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尤其在转型期，民营企业如何获得有效资讯，提升转型升级的新思维；需要的是持久的坚持不懈，居安勿忘思危，居危更要思进。

面对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势态，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得好：“我们不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进，因为我们本身不存在安这个概念……我们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民营企业主们想家业常青就必须具备《狼来了》居危思进的新思维：商场如战场，民营企业主须战争中学会战争，只有会战争而才不怕战争；上佳者，没有战争要制造战争，只有善战者才不畏战！

第八篇、经营哲学“无形决定有形”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国门初开时，国人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开始大办洋务运动，但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而一场甲午战争把这个理论打得粉碎。阵痛之后人们才发现，祖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舰船兵器和铁路方面，而在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于是极不情愿地引进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和文化哲学。同样，企业落后的原因也不在于技术、资金、设备和技术层面的管理上，而在于企业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念方面。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学到的东西是外在的东西，而最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是隐性的东西，是内涵，是软件。而越是内涵的东西就越是能够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就像电脑一样，软件的作用远远大于硬件。无形东西的作用远胜于有形的东西。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为，中国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简单模仿外资企业的做法如：统一着装、微笑待客、统一CI形象、设立营业员委屈奖等，而国外企业最根本的特色经营哲学、精神如：诚实、信誉、规则等却没有学到。就如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一样，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武器，决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精神哲学，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我们发现，大多中国企业老板所拥有的只是对传统国营商业模式的反叛精神、是“脱俗”的愿望、是对国外商业运作模式的简单模仿、是创建一番伟业的雄心壮志，仅此而已。他想破除旧的商业模式，但却用旧式思维和价值观念来创建新的商业模式。

比如，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严格按企业正规流程运作，而大多中国企业老板的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把一切工作程序砸得粉碎；大多中国民营企业悲剧就在于，在它试图创建起一套崭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却未能首先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哲学和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方式。而是仍然用旧式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去操作一场新的管理革命，结果，这场革命不伦不类，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企业跌跌撞撞地从计划经济思维和农业社会背景中走出来，带着叛逆者的性格、带着探索者的迷茫、带着太多的先天不足、带着对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一知半解、带着旧式价值观念，在自身素质及外在环境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上阵，辉煌一时，然后又悲壮地倒下，演出一幕幕催人深思的悲剧。用传统的文化哲学和思维方式去操作新型的企业——这就是中国企业走不出不精、不强、大而不久“短命规律”的根本原因。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为，在建立新型企业之前，企业家必须先建立新型的思想观念，有形的东西最容易形成和改变，最难改变和形成的是无形的东西。而对事物发展起着根本作用的永远都是无形的东西――精神。在建立新型企业之前，企业家必须先建立新型的思想观念，在建立有形东西之前必须先建立无形的东西，无形决定有形-营哲学思想，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大部分中国企业都是用旧有的无形物来指导建立新型的有形物，待建立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无形的东西存在着太多的弊端。在民营企业现代化办公大楼和进口先进设备的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传统的、家族式的、带着浓厚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色彩的价值观念。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为，在一部分中国企业的骨髓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基因，它的内容是：一种狭隘的视野、一种对人的冷漠、一种对人文精神的轻蔑、一种对自由民主原则的排斥、一种与国际化潮流极不合拍的小农意识和市侩心态、一种对通用规则的忽略、一种缺乏自己的固有原则、一种盲目追风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浅簿。

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第一要旨，思想行为大都违反科学理性原则及人文精神，信誉不高，缺少个人首创精神，热衷于追风赶潮，经营管理活动中带有过多的政治目的，根本违反制度和规则原则，唯利是图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丧尽天良、道德沦丧。从而，大部分中国企业赚的“钱”带着浓厚腥、脏、臭！

中国企业最滞后和落伍的不是厂房、设备、技术和营销模式，而是企业家的精神世界。它的进步极为艰难，也许需要整整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

民营企业老总们总想超世脱俗，总想开创一番伟业，但是，其内心深处仍然是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那一套，一旦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其所有行为和观念仍然是传统老套，没有什么根本变化，颇有些象太平天国一样，虽然是打着“基督上帝”和“均贫富、等贵”的旗号，但其所有的做法怎么也逃不出封建帝王的种种俗套，如三宫六院、诛灭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真能够战胜清王朝，那么，所建立起来的也绝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国家，而是另一个封建王朝，唯一不同的只是男人不扎辫子。虽然太平天国主张天下大同，但洪秀全在南京的皇宫中登基称帝后，其所作所为同一切历代帝王没有根本区别(如三官六院)。太平天国曾一次性将数百名男童进行庵割、变成太监后分给东王、天王和翼王。

同样，如果企业只强调员工的奉献，而把员工正常的利益要求降到最低点，员工就会寻求另一种渠道来满足，这样一来，反而比建立正常的利益满足机制更恶劣，很多民营老板往往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劲儿地拼命强调大家奉献奉献。

事实上，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为，一个企业家学历高低、出生背景、个人阅历、处事方法、管理作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否具有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最基本的诚信原则。中国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有着很多时髦的思想和超前的观念，但最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为民营企业家的精神气质中更多的是那种绿林豪杰气质，而缺少李嘉诚、包玉刚、韦尔奇、艾柯卡等现代企业家身上的那种理性、严谨、条理和逻辑性取向的精神气质。我们的企业家已经开始在二十一世纪操作现代型企业，而其精神气质还远远达不到与他们的企业发展相匹配的程度。

第九篇、文化建设“修道而保法”

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完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管理体系是硬件,文化则是软件,亦是企业的灵魂。

《孙子兵法。军形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为胜败之政！故，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所以企业文化建设不要过于盲目、冒进，首要的是要改造顶层信仰、价值观可以培养某种新型文化，更重要的是建立“规则文化”。去企业法治化必须建立规则文化，而后构建企业管理系统。

 政治学有这样一种基本理论——“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团体内都有两种发挥效力的基本力量，第一是组织力，第二是宣传力”。政党、宗教团体、国家、军队、企业莫不如此。一个组织必须形成一种对组员信仰的“动机权力”，给组员们灌输一种组织需要的思想观念，形成一种宗教般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无坚不摧,这就是企业文化！

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的军队最大的区别是：共产党的军队党指挥军队，每个成建制的队伍都有政治部。政治部主要的功能是给军人灌输一种组织需要的思想观念，形成一种信仰的思想力量。

是故，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管理的变革必须高度重视变革目的性和系统性，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企业管理必须象军队一样，形成体系与建制以及建立信仰文化，从而达成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企业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

1、改造顶层信仰、价值观

企业文化的形成和进步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企业最高当权者。改造顶层信仰、价值观可以培养某种新型文化，但这种文化如果要长期立足生根，则必须跟公司固有地方文化进行融合，才能成为一种永久的定势文化模式。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高层管理人员自身的行为必须符合总公司的理念信仰与现代化企业经营理念、主流价值观，且身教重于言教，必须以身作则。

2、借鉴军队“政治学习”模式

推进企业文化改造工程也应该借鉴学习军队“政治学习”模式。每当企业有重大异常情况发生，问题处理完毕后，就要组织公司全体相关人员就此事展开讨论、“政治学习”. 辩明是非、统一思想、端正态度，进行深刻反省，找出差距，提出措施，落实到位，使企业内部人员思想达到高度统一，从而建立企业自己信仰文化模式。

3、建立组织信仰文化

有形的东西最容易形成和改变，最难改变和形成的是无形的东西。而对事物发展起着根本作用的永远都是无形的东西――精神。 在建立新型企业文化之前，企业必须先建立新型的思想观念-企业信仰、价值观.一个组织必须形成一种对组员信仰的“动机权力”，给组员们灌输一种组织需要的思想观念！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文化塑造的核心要提炼企业价值观、促使全员理解熟知公司的愿景与使命，并影响每个员工的价值取向。其宗旨是通过文化塑造，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团队向心力；

4、建立“学习型”组织

完善企业发挥效力的基本力量的功能，第一是企业组织力，第二是企业宣传力”。必须使企业逐渐发展为“学习型”组织，统一思想，端正认识。培养着眼企业可持续、可永续传承的本土化企业文化宣传干事，打造企业宣传力！通过组织学习，形成高度的思想凝聚力，形成一种看不见的战斗力同时，使得公司全体员工具有一种献身精神。

5、建立“企业文化原则”

建立企业信仰文化，就必须建立“企业文化原则”即“规则文化”，以消除未来必然出现的内部纷争和矛盾纠葛，形成高度统一的意志和思想，最后变成统一的行动.。编制《企业文化手册》，且必须制度化，“重塑企业信仰文化工程”的关键不在于编制出《企业文化手册》，而在于把公司的企业文化原则落到实处。《企业文化手册》制度化之后，重点就在于“执行落实”。上到总经理，下到清洁工，都必须牢记企业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只有这样，企业文化工作才能有真正效果。  

6、加大企业文化讲座 、宣传

首先进行企业文化培训，这一工作前期可以由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完成。而后可以由企业自行完成.。培训的目的是让公司全体人员知道，企业文化绝非“花架子”，而是关系到公司生死攸关的决定因素。企业高层可以根据企业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优秀书籍发给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讨论了本书的思想意义，交流个人感受。结合公司目前存在的相同类型的问题寻找原因，找出差距，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学习型组织的打造与形成，营造“批评与自我批评”及“向先进看齐”的学习新风；促使企业文化宣传舆论与学习组织力潜在的无形企业精神文化治理机制模型无孔不入、经久不衰； 

7、强化一流企业参观与交流

组织公司全体管理及技术人员参观一两家优秀企业，让他们学习该企业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这样做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就给公司全体管理人员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让他们感的到自己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巨大差距，只有感觉到明显的差距，才会对企业文化变革,立足自身，借鉴学习持积极态度。企业文化的最关键之处在于“以人为本” 以吸引人才，凝聚人才，打造企业一流的用人机制和平台。必须明白，人的改造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综合以上，企业管理的创新与可持续性，必须高度重视管理系统性，组织伦理文化，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从根本上讲，企业文化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过程,企业最高当权者的价值观决定企业文化形态，有什么样的顶层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组织顶层的认同和支持才是最终决定企业文化的因素。企业文化从根本上不是靠建立起来的，而是靠企业最高当权者、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与公司其他人员互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是故，建立企业文化，就必须建立“企业文化原则”即“规则文化”，以消除未来必然出现的内部纷争和矛盾纠葛，形成高度统一的意志和思想，最后变成统一的行动。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经营管理必须象军队一样，形成体系与建制以及形企业文化即“军魂”，而修道-建立组织信仰文化与保法-规则文化才能达成其终极目的，才能实现企业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

第十篇、重塑“规则文化”法则意识

当代大多中国权势者的灵魂深处都是一种蔑视规则制度、破坏程序法则的倾向。这种倾向并非个人品质使然，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积淀的成因，是个人在从小生长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的结果，这正所谓中国式的“酱缸文化！。

建立规则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在于执行。如果要起草和颁布各种规章制度，只要全力投入，3个月就可以全面完成。但是，如果真正执行到位的话，30年恐怕也难以做到。

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则哲学”：1.一开始只颁布能够做得到的规则；2.尽快形成一种“规则文化”；3.一旦真正形成“规则文化”，就全面扩大战果，通过“规则文化”建立起“规则化企业”。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无人能够免俗。人群中象雷锋和孔子那样的人固然存在，但比例大概只有0.01%，99.99%的人都不是圣人和道德完美者。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用人不疑”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用人一定要“疑”，但“疑”的方式必须是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规则化、程序化，而不要采用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所惯用的黑箱操作式的“权术”。必须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建立一整套防止腐败的健康机制即“规则”， “规则”使得一个即便是恶性多、善性少的权贵者也很难进行行贿受贿、贪污腐败。

当最高权力者成为规则的破坏者时，规则不仅一钱不值，就连规则的制订者也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在一个社会里，规则的最大破坏者是谁呢？我的结论是：不是百姓，正是权力者本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违反国家法律最多的实际上是皇帝本人。同样，很多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规则”，现代社会有规则、而传统社会没有规则，现代社会靠法制、传统社会靠人治，是故，“规则文化建立”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同样，现代企业与传统企业的最大区别也是“规则”。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现代化教育能够提供答案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中国民族文化道德、伦理问题。

规则化和随意化是组织管理中相互冲突的两种模式，就像政治中的法治和人治一样，双方永远在不断较量。是故‘组织变革，必须导入“规则文化”！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建立规则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在于执行。如果要起草和颁布各种规章制度，只要全力投入，3个月就可以全面完成。但是，如果真正执行到位的话，50年恐怕也难以做到。

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则哲学”：

1.一开始只颁布能够做得到的规则；

2.尽快形成一种“规则文化”；

3.一旦真正形成“规则文化”，就全面扩大战果，通过“规则文化”建立起“规则化社会”。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组织“规则”应该包括给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 明确而清晰的岗位职责；

第二， 清楚明确的干部职务任命；

第三， 科学合理的业务运作程序

第四， 一套严谨而完善的人事行政管理体系；

第五， 正式的议会管理制度；

第六， 完善的技术基础；

第七， 培养“规则文化”；

第八， 严刑峻法。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中国的管理模式必须与现阶段民众素质相匹配，对普通民众的“民主”式管理只能在50年之后实施。

现阶段中国的管理最缺乏是秩序。所以中国首先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秩序，建立起高度的权威，必须有俾斯麦和李光耀那样的铁腕手段。

因此，凡有违纪行为或损害组织利益行为时，必须严格执行组织制度, 决不能姑息纵容。迁就和宽容决不会让违纪者心存感激而改邪归正，反而会使其变本加厉。因此，只要一出现违规行为，就要立即给予严厉的惩罚，出拳要快、下手要狠、力度要猛、气势要强、压力要大，一定要有新加坡“鞭刑”那样的震慑作用。一旦有违规行为出现，就要一鞭子抽过去，而且一定要见血，要让违规者感到切肤疼痛。只有这样，组织管理才能够井然有序。

但是，“严刑峻法”必须在民众权益和基本福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必须是执行公开颁布的各种管理制度；各种处罚措施和手段必须有明文规定的依据，处罚的过程也必须公开化和程序化；必须是法制，而不是人治,；必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业可以没有民主，但必须有法制。

权威主义是建立在法制和可预知规则基础之上的权威主义，而绝不是封建帝王式随意化的生杀予夺。

规则的建立并不困难，难的在于执行。而执行规则的最大难度在于和高层干部是否能够以身作则。

权贵者本人的“规则意识”是整个规则化推进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不要认为建立规则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推行规则化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过程中必然出现反复。只有经过无数次教训挫折之后，人们的规则意识才能逐渐形成。

“建立规则之后就一劳永逸”的思想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规则的最后确立是在无数次的违反规则和纠正违规行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牢固的“规则文化”，大家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第十一篇：“企业诚信”万物之首

企业应该有一种长远发展观，凡事立足长远。如果企业为了短期目标而不顾客户、供应商利益及忽视社会责任，一味强调自身利益, 为了自身利益牺牲对方利益，一旦恶名传出去，形成一种恶劣的社会影响，则不再有客户愿意下订单、不再有供应商敢向企业供货。这样，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企业自己。

无独有偶，纵观日本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发展轨迹——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发展工商业，到20世纪初开始向海外销售产品，但绝大部分产品粗制滥造，或质量低劣、或仿冒欧美名牌产品，使得全世界各地一看到“日本造”产品马上就联想到假冒伪劣。二战之后，日本企业闭门思过，认真反思公司过去的行为，认为假冒伪劣产品不再是兴国之道，只有良好的诚信才是企业真正的发展之道。于是，日本企业开始在产品质量及商业诚信上狠下功夫，终于创造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

从清朝初年开始，山西商人就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商品贸易和整个民间金融系统，甚至插足亚洲其他国家金融事务。当时的清政府既无财政部也无银行，对整个国家的金融控制几乎失效, 而山西商人则起到了实际上控制北中国整个金融体制的作用。

企业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晋商经营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晋商在北京的各家商号被洗劫一空，账本都付之一炬。这时，商号完全可以待查清帐目之后再兑现银票，但是北京山西各商号的老板决定不再查清帐目，而是直接按照客户存折上的银票数额兑现现金。40%在京的山西商号因此而关门倒闭。

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发行了晋钞，阎锡山失败之后，晋钞贬值为25元兑现一块新币，当时太原最大的商号“大德通”完全可以按照1 ：25的比例兑取存款，但是“大德通”没有这样做，而是仍然按照战前的兑换比例和晋钞的原有价值兑换给客户。结果，“大德通”商号损失惨重，随后不久关门倒闭。

从这二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山西商人的经营原则中有一种超出利润本身的价值理念。在这一价值理念中，信义和基本伦理才是终极目的，而利润本身是第二位的。当时，所有山西商人的商号店铺里都供奉着关公像，用“义”和“诚”来团结同仁、取信客户。晋商中人流行着两条最著名的谚语：

 “信贷无诀窍、诚信第一条。”

“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

晋商能够在500年时间内称雄于中国北方信贷市场，操纵黄河以北地区中国所有民间金融市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诚信”原则，在于宁肯把自己全部赔光也不让客户吃半点亏的精神。

小老板和短期老板立足于眼前利益，为了10尺之内的金钱而不惜牺牲诚信和人格；而大老板和长期老板则立足于长远，把眼光放在10万公里以外，甚至连自己身后企业发展方向和目标都考虑到了，他们把诚信作为万物之首。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改变民企诚信状况，关键是老板心态的变化，老板必须认识到“尊重他人财产权”和诚信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只有具备“成信第一”精神境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才能真正做强、做大、做久。

当下，中国企业大部分老板的“重要因素排列表”是这样——本公司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供应商第四，基本忽视社会责任。而欧美国家公司老板重要程度排行榜是：客户第一，供应商第二，员工第三，本公司第四，始终会强调重视社会责任。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下，中国企业在与客户和供应商发生冲突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的都是对方的利益；而西方大部分企业则是尽可能兼顾双方的利益，有时候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全对方的利益。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的观念是：企业老板应该本着“宁肯自己损失，也不能让他人吃亏”的原则。

这样做表面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由此可以树立起企业和老板良好的社会形象，可以拥有一大批忠诚的合作者，而这才是企业真正赢得市场、取得长足发展的保证。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应该树立这样一种牢固不变的诚信原则：

契约精神：经济来往中一开始就必须制定严谨的商业规则，交易双方的职责、义务、权利及违约责任都必须清楚明确，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就严格按照合同规定执行；

舎得之道：如果合同之外发生的不可预料的经济损失，就应该本着“宁亏自己，不亏客户”的原则，宁可把自己全部赔光，也不让客户受半点损失。决不要靠拖欠员工工资来增加资金周转量，一旦员工失去对企业的信任，则企业永远不再有向心力。

双赢思维：对于供应商和客户，应永存双赢思维意识，永远不要存有博奕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当对方感受到了你的博奕策略时，对方也会采取同样的博奕手段，如果双方的关系完全成了一种博奕关系，那么最终吃亏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诚信也是一种文化，“诚信再造”也就是企业诚信文化的重塑，一旦真正形成“诚信文化”， 企业就真正赢得市场、社会、人心才取得长足可持续发展。

第十二篇、构建综合能力体系

构建民营企业综合能力的评价体系需要将企业综合能力看成一个整体系统，进而对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在这个系统中，决定和影响企业综合能力强弱的各种因素构成了系统的结构要素。

企业综合能力评价体系不是这些因素简单的叠加，而是有机地组合成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是故，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构建民企综合能力体系须从外部影响与内部影响两大因素着手：

一、民营企业综合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

1、本企业与竞争对手的竞争关系

主要是指参与竞争的双方在市场中的位置。就竞争双方的竞争领域来说，一个企业和竞争对手企业的竞争行为可以上溯至生产要素市场，但主要是在产品市场中。因此，从企业竞争时所处的产品市场位置来看，本企业在市场中是属于在位企业还是进入（挑战）企业的地位，或者是该市场中的领导者企业还是追随者企业，都会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

2、市场因素

从市场类型看，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中的哪一种类型。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中，市场势力赋予本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或劣势）地位，从而对企业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市场的发育程度也会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相对于初期市场而言，成熟市场的企业间竞争会更规范。同时，在市场广度方面，国内市场竞争刺激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提升企业竞争力；随着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融合，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竞争还可促进企业拓展国外市场，同时应对本土外资企业的竞争挑战。

3、政府因素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接影响企业竞争，也可以通过具体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产生直接影响。政府还可以增加对教育、科研的投入，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也可以通过对保护和激励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此外，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或经济手段，改变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

4、国际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全球资源分配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国际环境的瞬息万变，对民营企业带来的影响也已从间接日益走向直接。例如全球经济走向、油价、资源消耗品、汇率等，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的战略制定及日常营运开展。

二、民营企业综合能力的内部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综合能力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指企业内在的经济因素。企业综合能力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企业的异质性，也就是不同企业的内在经济因素具有差异性，体现在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所掌握的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1、资源因素

资源是指企业拥有的或能够获得的，并被用来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生存和发展目标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的总称。一般来说，最简单的企业资源分类就是将其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种。

有形资源包含了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三种资源。资本资源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基础要素。由于市场竞争是不断变化的，企业应该主动进行资源的转化和升级。如果不积极地进行资源的转化和升级，会使资本资源的优势逐渐弱化，从而成为阻碍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限制条件。人力资源是企业竞争力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和载体，是企业成长与发展中具有能动性、最基本的资源，它不但能转移价值、而且能创造价值，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人力资源是可以无限开发的资源，它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技术资源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必备资源，是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也是企业竞争力形成的重要因素。

无形资源则包含了企业组织资源和企业战略资源。实际上，组织是交易得以进行的一种机制，它是个体或个体集合之间的一种稳定的交易模式。在企业有形资源的流动、分配过程中，组织制约并影响着企业要素的协同效应，从而对企业竞争力产生作用。企业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的内部组织结构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战略资源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资源，它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对企业发展的规划以及企业对产品品牌的塑造，包括战略规划、行为规范、规章制度、产品品牌和精神风貌等。企业战略是对企业在外部环境中寻求生存的竞争问题和在企业内部解决合作问题的反映，最终体现在企业竞争力的变化上。

2、能力因素

能力是企业在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完成某一任务或活动所具有的能量。能力不是资源的集合，而是企业内部所形成的资源之间的相互协调的复杂关系，它是企业在环境变化下自发性和能动性的体现，反映在企业通过整合资源的方式实现预期目标的活动之中。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能力因素包括企业组织能力、经营能力、执行能力、创新能力、融资能力、国际市场拓展能力和企业社会能力等多个方面。

民营企业企业家应该学什么，才能提高驾驭企业和驾驭变革的能力呢？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家驾驭企业和驾驭变革的基本素质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看懂企业、熟习经营和精通管理。看懂企业有“三懂”，即懂行业、懂系统和懂运作。

民营企业只有冲破传统观念约束缚，树立起现代化的观念才能引导企业的进步。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让人感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此的难以捉摸。但是，只要企业家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就能站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更深刻地把握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从外部影响与内部影响两大因素，以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第十三篇、“人权”与“生存权”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高于资金、厂房、设备、技术的最重要资源。这一观念已成为当代全球工商企业界的一致共识。事实上，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民企老板并不多，而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又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老板则更少。在大部分民企老板思想中，企业各种要素的重要程度排行榜是这样的：1.资金，2.技术，3.设备，4.项目，5.人员。人不过是完成利润的工具，“以人为本”不过是平常嘴上说说而已，真正的做法是“以钱为本”。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世界万物之所以有意义，根本原因在于有精神和灵魂的存在。而人是万物之灵，企业里有灵魂、思想与自由意志的只有人，而其他的要素都是靠人去调配、去改变、去创造的。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

我敢肯定：至少有90名以上的老板拿不出《劳动法》，有95名以上的老板说不出《劳动法》里的具体内容。我还敢肯定：在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中，真正认真阅读过《劳动法》的不足5%，95%以上的民营企业老板都没有认真阅读过《劳动法》。

企业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真正发挥人的万物之灵作用，要成功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达到以下这些的要求：

第一、本企业的“人”必须具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现代化国际化思想观念；

第二、本企业的“人”必须对公司有着高度的忠诚感，工作100%的全身心投入，而不是80%；

第三、本企业的“人”必须稳定，不会出现经常流失的情况；

第四、本企业的“人”必须具有较强的创造能力。

而在一个员工最基本人权都无法得到满足的企业里，上述是根本做不到的。原因如下：

第一、凡具有现代化国际化思想，且工作能力极强的中高层干部都具有自我意识强、自我维权精神强的特点，他们不会长期在一个每月只休息两天的公司工作，总会想办法寻找机会离开；

第二、凡要求员工对公司100%忠诚，公司首先必须真正关心员工的生活疾苦，尊重员工的权益，把“关心员工”的口号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员工100%的投入。而有些民营企业不按《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工资，且长期拖欠工人工资，不可能让员工绝对忠诚于公司。

第三、凡要企业员工稳定，公司必然为员工长远利益着想，把员工真正当成自己的家人来关心呵护，只有这样，员工队伍才可能稳定。但是，有些民营企业不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给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让10多名员工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员工们心理上没有一种“公司是我家”的认同感，都抱着一种“打短工”的投机心态，只要一有更好的机会就会马上跳槽。

第四、凡要求企业员工有较高的创造力，就必须了解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创造力属于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层次，而如果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被尊重的需求等）都得不到满足，怎么可能产生出最高层次“自我实现”的创造力需求呢？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老板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有多少付出，员工们才会对公司有多少回报。关心员工实际上就是关心自己，爱护员工实际上就是爱护公司利益。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员工们只会为真心关心、呵护和尊重自己的公司努力工作。

事实上，不仅企业管理如此，社会发展也是如此。中世纪欧洲经历了数百年黑暗的神权统治，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生产力数百年来毫无改进，社会经济及人民创造力几乎被压制到窒息的程度。而以强调人性尊严和个性解放的“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神权被彻底打破，人性尊严及人权得到尊重，个人权利得到法律保障，这才有了技术大发明、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人类历史上的最辉煌的社会进步才得以出现。

“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就是“生存权”，如果用一句话来诠释SA8000的话，那就是——“SA8000的根本作用就是维护企业员工的基本生存权”。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的经营及管理方式的符合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水准。企业不仅仅只是盈利的组织，更必须承担起一种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

世界上没有一个严重侵害员工利益的企业能够长期经营下去。纵观世界所有著名企业，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尽力维护公司全体员工的劳工权益。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如果在一个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企业里，不会有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更不会有对企业的忠诚。而如果没有这些，企业最后的归宿就只能是倒闭。

故，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要树立一种“得人才，得天下”的人才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持续的人才提升和企业战略实现的人力资源策略,形成求才、选才、用才、育才、激才、留才的机制 .加大人员的技能开发与能力培养,建立学习型组织；建立三个层面员工关系管理及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建立企业的核心能力体系。

第十四篇、“经理人”职业化的缺憾

　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在创立之初很多采用家族式管理，很多情况下也只能采用家族式管理，首先，创立之初企业家们对待自己的企业就像对待摇篮中的婴儿，只想让他活下来，而日后成长中的问题都是充满变数，甚至难以的。这种先求生存再求发展的思维植根于很多企业家的内心深处，也是中国草根文化的一种深刻的沉淀。股份制的民营企业，合作者往往是亲戚，如果合作者是“外人”，则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钩心斗角，当然，自己人也会反目成仇，但毕竟中间夹了一层血缘关系，在民营企业家族的另有一份潜规则在约束。

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三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民营经济，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其创业初期的家族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部分民营企业家期盼在中国能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天真地认为有专门的“管家”即职业经理人替自己打理家业。在国内，职业经理人一度是个热炒的话题，似乎中国引进了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国民营企业立刻会出现一批与国际接轨的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管理会立刻上一个台阶。

故，选择经理人，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对企业习惯于追随老板的员工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改变。一般来说，经理人上任后，往往摩拳擦掌想进行一番大变革，这必然要和原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发生冲突，而企业老板对此未必能接受，会心存疑虑，企业的老员工们不想习惯被改变……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你死我活”的争夺在所难免。

从实际情况看，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目前在中国的结局基本上是失败的。失败是中国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共同命运。由此看来，职业经理人还要和民营企业家以及企业环境一同成长，逐步成熟起来。我觉得形成现在这种局面，民营企业家有责任，但职业经理人也有自己的缺陷。既然已经进入了此企业，难道非得等到老板让你做什么你才去做吗？为什么自己不能主动去做呢？只要有主动性，相信想了解一个企业应该不难，不是吗？总是怨天尤人怎么行！

为什么国内职业经理人都落得这种结局？中国目前民营企业的环境决定职业经理人唱主角还不到时候，这是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始终是可悲性人物的最主要原因！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总结中国“经理人” 不职业为：

一、           经理人不具备应有的专业化水准　　

职业经理人是专业化的人员，依的是自己的特殊专业技能即管理和运作企业的技能，而不是自己的资本，因此他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专业水准。由于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是半路出家，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因此许多人往往认为管理工作并不需要专业技能。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有人把MBA等同于职业经理人, 其实错了。MBA与职业经理人是“学位”与“岗位”的区别，其内在涵义不断扩展，职业经理人是指能运用全面经营管理知识和丰富管理经验独立对一个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或进行管理的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素养是MBA专业知识的延伸发展。

获MBA学位的人并非都能成为职业经理人，如果中国MBA中有30%最终能走上职业经理人岗位就是非常成功的，中国MBA要成为职业经理人，要解决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的结合问题，职业经理人是以企业经营管理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从MBA到真正的职业经理人需要反复磨练，包括职业操守、专业素质与职业心态和能力的磨练，其中职业操守是衡量职业经理人的首要指标，专业素质则包括知识结构、创新意识以及应变能力、洞察能力、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用人能力。由于民营企业市场环境、技术和竞争对手随时在发生变化，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职业经理人还要对自己进行专业定位。有些人擅长财务，有些人擅长营销，有些人擅长人力资源管理等。总之，职业经理人必须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使自己的能力符合自己职位的专业要求。目前国内有许多为职业经理人安排的专门培训能很好地提高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水平和思维能力,向一个符合要求的职业经理人靠拢。

二、           经理人不具备应有的道德精神

　　奉献精神缺乏，责任意识淡薄。每个所谓的职业经理人都是经过多年的磨练，经过许多的磨难与痛苦的等待才得到目前的地位，所以到了高层，他们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歇歇脚的想法和玩弄权利的欲望。这个时候，他们关注的不再是责任，而是权利的掌控，他们喜欢玩一些手段，喜欢看着下属忙碌，而自己却仅仅满足于员工等待签字的期待和对他们的景仰和尊敬。他们喜欢在点评一番员工的工作之后签字的感觉，他们没有或不愿意充分理解企业所有者的任务和要求，他们办事情喜欢拖一拖，等自己终于有时间，等员工催了几遍之后，才想起来这个事情该办了，而这时员工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激情、灵感和冲劲，员工的工作速度开始变慢，热情开始下降，责任感开始变弱，士气开始低落，管理走向了滑坡。

有的职业经理人喜欢玩一些政治。企业本身是个经济组织，应说不该存在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但很多企业的确存在着办公室政治、复杂一点的组织甚至政治团体林立，政治斗争纠葛不清。有的职业经理人特喜欢把老前辈赶走,拉进一些自己的亲信,这种管理层之间的内耗严重影响了企业竞 争力，使企业变得没有方向，变得混乱，根本谈不上向心力和凝聚力。员工的眼睛是明亮的，管理层的斗争和内耗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环境和文化，使得员工无心工作，更谈不上奉献和责任，一个缺乏奉献和责任的企业结果是很可怕的！一个企业职业经理人是否具备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直接决定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管理层的团结合作，什么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管理手段与管理工具都是空谈和摆设。

三、经理人不具备应有的自我改造能力

中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自恃在外企做过几年销售经理或副总经理,就自认为学会了外企的全部精华,到民营企业的田地里来任意随意耕种, 整天瞎忙活，忙活得叫人跟着急。知识的局限性、信息的局限性、智慧的局限性都足以使他们瞎忙活。瞎忙活可不得了，最起码少赚钱、多赔钱。这些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没有获得过职业经理人的资职认证,有谁对他过去的业绩和表现做过综合评定,是否够做职业经理人的资格? 是否具备职业经理人的综合素质?

　　职业经理人应认识到他的价值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其市场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他目前运营的企业的规模、当前的业绩表现以及职业经理人生涯的业绩记录。如果一个职业经理人缺乏业绩的支持，他随时都面临被市场抛弃的可能。因此市场价值是职业经理人的生命，失去了职位，没有关系；失去了市场价值，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三、           经理人不具备应有的公关管理能力

　对人的尊重还包括对不同思维的容忍。你如果不能容人，你只喜欢提拔那些想法、做法和你一致的人，就会在你的周围聚集一批与你思维相似的人，那时你就很危险了，当你遇到困难时，你周围的人并不能帮你，因为你们的想法和做法都如出一辙。管理是对的，但不要让人定型，让人定型的管理是企业的一大灾难。

怀疑和不信任是民营企业真正的成本之源。我们在强调管理的时候常常喜欢引用一句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人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规矩越多，管理成本越高，所以我们认为，民营企业管理最起码的一条规矩就是对人的尊重。我们谈管理，尤其是对人的管理，过多地强调了“约束”和“压制”，事实上这样的管理往往适得其反。聪明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在“尊重”和“激励”上下功夫，了解员工的需要，然后满足他；而不是欺压他，然后解聘他。

四、           经理人不具备应有的管理服务意识

　一个好的企业和好的职业经理人始终牢记这一条：他的职责是帮助员工成功，如果职业经理人用权力欺压员工，就不是一个称职的职业经理人，至少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职业经理人，怎么看他也像一个旧社会的工头，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用他的权力、他的专长、他的影响力来帮助员工成功。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 经理不能让自己手下的员工不断失败、不断炒员工的鱿鱼。

让管理亲近于人，让管理者与员工心理距离拉近，让管理者与员工彼此间在无拘无束的交流中互相激发灵感、热情与信任，这样的理念在优秀的企业家心中越来越达成共识。要让管理真正亲近于员工，不仅表面上要与员工拉近距离，还要真正关心员工，不单是关心员工的家长里短，更重要的是关心员工的前途和未来，包括员工的薪水和奖金，也包括员工学习机会、得到认可的机会和得到发展的机会。而我们有的职业经理人只盘算着自己一年年终能从老板那里拿到多少钱。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 职业经理人需提高服务意识，更多的是服务于员工，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
     对待员工一定要诚实，要有一致性，不能朝令夕改，一定要把你的心拿出来给他们看，要心心相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跟你走。”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境界，但是很多企业家做不来，却一味要求员工对企业忠诚再忠诚。正如单相思的爱情会打水漂儿，民营企业企业家对员工不忠诚，就别想员工对你忠诚。企业管理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是最核心的一点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尊重, 要进行有效的沟通。

综合以上所以，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质上还是靠民营企业家在拉动，而没能做到靠人才推动，至于能够走多远，则只能取决于民营企业家的能力、行业的状况和市场的供求。蒋介石在用人上就曾说过，“宁用庸才不用人才，宁养饭桶不养油桶”，虽说蒋介石最终兵败如山倒，但在国民党统治中国之初，军阀割据的形势下，这句话是对的，孙中山便是败在了“用人”上，才让袁世凯有机可成。只有在自己站稳了脚跟的情况下，谈人才、论英雄才有意义。并且中国人都自小灌输“中庸之道”，做什么事不求绝对合理，只求相对公平。所以，民企经理人的屈辱在中国还可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民企经理人须具备平衡心态理解民营企业，期待职业经理人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第十五篇、转型升级“七大方略”

当前，因为各种国内国外因素的制约，中国民营经济体遭遇出口形势的急速恶化，步入前所未有的瓶颈期，但是，一个全面反思产业模式的气氛正在生死一线之间挣扎的民营企业中形成，压力下追求产业升级转型成为众多民营企业家们殊途同归的选择。同时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和失败的“切肤之痛”，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深刻认识到强化企业管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规律可用一句话来形容：寿命短、长不大!其主因为：
1.民企发展先天不足,基础差，底子薄;
2.市场为导向，以低成本、赚快钱为第一目的;
3.缺乏核心战略与发展规划;
4. 企业产业集中度不高及及政府政策短板;
5.企业科技含量低，产品链短,附加值低;
6.人才匮乏，技术力量薄弱;产业准入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
7. 产业产品缺乏创新可持续发展,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
8.融资困难、信用不足,忽视现金流
十一、五期末国际金融海啸来袭!经济的急速下滑，市场 激烈震荡。是故，国家定格十二、五为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迫在眉睫!金融危机蔓延且至今尚未见底，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外部危机的延伸，更加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民企要认真评估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应对危机、和协发展是积极应对，转型升级是根本！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目前，中国民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解决目前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本瓶颈问题，即企业家素质转型、管理转型和产业化战略转型。
民企产业化战略转型首先要树立战略转型意识，突破观念障碍：一、当前和长远的关；二、风险和机遇的关系；三、技创新术和管理的关系；四、内功与外援的关系；五、共赢与多赢的关系。而后要把握产业化战略转型的核心，民企战略转型的核心是：
一、从“朝阳产业”向“战略产业”整合调整发展转型；
朝阳产业可以认为是新兴产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技术的突破创新带动企业的产业，市场前景广阔，代表未来发展的趋势，一定条件下可演变为主导产业甚至支柱产业。但是风险性依然存在，如果技术周期预计错误，就会误入技术陷阱，使投资血本无归，而战略产业则是通过政府支持能够获得内生竞争优势、对国民经济具有强烈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产业的政策支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国家不能放任本国战略产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决不会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
二、从“多元化经营”向“归核化经营”转型；
历史条件今非昔比企业战略宜“归核” 中国企业多元化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必然也意味着历史的局限性。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本质变化。整个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全面深入展开，同时如此迅速而且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更加直接和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越来越多地必须接受国际的游戏规则。
当市场竞争比较弱的时候，企业使出两三成力气就可能获得成功，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企业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一点上也可能只是获得了生存的空间。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中国企业也会逐渐地提高专业化经营的程度，走向归核的道路。在新的生存环境下，以退为进，首先做强，是进一步做大的必经之路。
三、从“跳跃式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型；
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相适应，这些年有些企业心态浮躁，希望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短期内打造巨型企业。但是，由于管控能力难于扩张过莫相匹配，抵抗风险能力差，一遇到“风吹草动”，企业就可能走向衰败。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是着力打好企业基础，追求成长速度与成长质量、扩大规模与增加效益、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增长的有机结合。中国企业着急去做世界500强，还不如踏踏实实做足100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企业面对着变化迅速的环境很难适应，而且随着众多企业失败现象的出现，如何使企业保持目前，而且使企业在未期中依然取得良好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引起企业的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企业在追求自我生存和永续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又要保持企业在已领先的竞争领域和未来扩张的经营环境中始终保持持续的盈利增长和能力的提高，保证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长盛不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是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它不仅要求企业目前的发展，同时要求企业末期的发展。因此要求企业具有一种促进可持续性发展的机制，但要综合考虑各种管理要素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协调。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从“低成本战略”向“差异化战略”转型。
根据目前的市场供求状况和发展趋势分析，商品生产重合度过高导致商品市场供过于求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所以，采取差异化战略是中小企业必须的、首要的发展战略。当一个企业向其客户提供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产品而不仅仅是价格低廉时，他就把自己与其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了。差异化可以使企业获得溢价，即使在周期性或季节性经济萧条时，也会有大量忠诚的客户。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如果实现的溢价超出了为使产品独特而追加的成本，则差异化就会带来更高的效益。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巨大挑战，同时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换，内需不足的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产品的结构性过剩：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过剩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在一些耐用消费品领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摆脱困境，走出价格战的怪圈，使企业竞争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并获得竞争优势，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新的战略──产品差异化战略，为此应采取相应的策略。
五、从“弱、小、散”向“提高产业集中度战略”转型；
中小企业之间联合兼并，强化产业集中度,兼并和收购是企业联合的雏形，通过兼并和收购，企业可以扩充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实现低成本扩张，达到规模经济，从而降低成本，扩大品牌的辐射能力。要把彼此在空间上接近，经济活动高度密集，生产工艺相近、或产品相关，或具有厂房、设备、土地等资产优势的中小企业进行兼并，组建企业集团，使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这样便促进了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资源与信息的互补，从而使单个企业节约了资源，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等优势。通过联合重组，发展循环经济、持续创新、节能降耗，以强大的国内企业来抵挡外资的渗透和对国内市场、资源的控制，保证产业安全。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提高集中度，第一是实现规模化生产、发挥经济规模效益、合理配置资源的需要；第二是有利于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技术和市场，适应全球化的要求，提高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能力、不断发展壮大；第三，提高集中度是保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工业的保障。例如，我国水泥企业数量众多，不仅是集中度低下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过度竞争、无序竞争的根源。
六、从“经济区域不均” 向“梯度转移战略即产业转移”转型；
梯度转移战略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例如，我国纺织业发展本身存在区域不均衡现象，而国际间纺织业竞争优势也在动态调整中，这为浙江纺织业统筹实施国内产业转移和“走出去”战略创造了条件。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民营企业家在现今的严峻形势下，都应好好审视自己的企业、产业是否真的有全球竞争力，要敢于放弃未来没有竞争力的产业。产业结构提升是龙头，可以确保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拓展产业链条，在行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能够长时间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
、七、从“OEM向ODM转型，OEM向OBM转型 ”
此次被全球经济危机洗牌出局的企业，除了“重外轻内”经济模式显著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即这些实体经济更多为OEM企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做代工的出口企业，都是依靠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维持生计。全球经济危机最先摧毁的必将是这类代工企业。因为这类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渠道，这些东西都掌握在供货商或者需求方那里。在经济环境、贸易环境波动的时候，它们是非常脆弱的。而其出路就在于，从最简单的OEM方式逐渐变成ODM，企业具有自主的设计能力再加工，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另外就是做ODM的企业要向做OBM的企业进行转变，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练好内功。对于没有品牌的做OEM或ODM企业，通过前期的企业运作帮助积累了资本、管理经验、人才、技术和资源，这是应该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
在江浙，现今大量的纺织企业在思考从OEM（代加工）向ODM（自主品牌）转型。提高纺织产品附加值，直接覆盖床上用品、服装等品牌终端，同时将销售主战场放在国内巨大的内需空间，这远比织布卖布和代加工海外品牌有利可图。比如说不浙江绍兴，同样做纺织品生产，恒美集团在绍兴被中小企业主们屡屡提及。在柯桥中心地带，绍兴纺织品科研中心大楼十分醒目，这是恒美集团为创新纺织产品专门成立的研究机构。记者辗转找到恒美相关销售人员，该人士介绍，恒美自主品牌的纺织产品已经在浙江、北京等全国很多地区设立分销机构。做大国内市场一直是这家纺织企业的主营业务。
金融危机市场竞争格局重大变化,企业要审势度势，顺势取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其固有优势是具有一定灵活性，但若是没有长远战略，公司无法保证不被今天或明天市场狂澜所淹没。所以联想集团柳传志这样谈企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第一最重要的目标是做一个长久性公司，要做百年老字号，不急于一下子出名，利润很高，然后很快就跨了；第二是做一个有规模的公司，要有国际性市场地位；第三是做个高技术公司，不要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针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进行战略转型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民营企业的战略转型，主要也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从机会导向到战略导向。意味着要理清经营和发展思路，明确公司使命和制定发展目标，通过战略分析（整合和开发）做出战略选择，最终要确定三种基本战略：产品创新、组织效率、客户关系。通过战略规划对所选择战略的持续投资和培育，形成公司长期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长期的盈利和持续发展。
2．从产品竞争到产业竞争。必须熟悉企业竞争的四个层次，即单一产品的竞争、组合产品的竞争、产业链的竞争与产业群的竞争。真正成熟的市场竞争是从产业链开始的，真正的战略也是从产业高度开始的，通过战略性分析，确定企业基本的产业定位，用战略整合与战略开发技术打造产业链是产业竞争的起点。
3．关注客户到关注市场。企业在营销方面往往是从具体客户的需求开始，这些具体客户的需求是企业机会利润之源，从而奠定了企业的生存基础。然而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其关注焦点应该从过去的具体客户，放大视野到整体市场状况，寻找企业持续成长的机会空间，然后用选定目标市场，并用准确的定位拓展市场。（

第十六篇、 再现中国式“击鼓传花”

“击鼓传花”讲的是一种游戏规则，人们在击鼓声中传递花，鼓声停止时，花传到谁手上，谁就要受“惩罚”。其本意描述的是人们传递花的喜悦，鼓声越密，这种传递的喜悦感越强，而最终的“处罚”也越迷人。现实中“击鼓传花”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善意的内涵，所谓鼓不打不响，花不传不香，许多事物都是靠“击鼓传花”加以发扬之，光大之。事实上，“击鼓传花”传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团结一致、激扬向上的精神，一种相互激励、相互竞争的风气，一种敢为人先、虽败犹荣的意志，一种虚怀大度、君子坦荡荡的品质。花落谁家，谁的微笑最动人，而不是花落谁家，谁泪涟涟，心怯怯（百度百科）。

　　从游戏规则说，没有人想违规争抢“下家”的，否则失去了“击鼓传花”游戏的意义，而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争抢下家，再把“花”抛出去，“击鼓传花”变成“击鼓抢花”，“击鼓抛花”，落花者，不再是爽朗大度，而是心如绞痛，泣涕涟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当今中国，正激情高昂地进行着全社会性质“放卫星、大跃进”式的击鼓传花危险游戏，是一种异曲的“浮夸风”，其况空前。

一、  官场之“击鼓传花”：

官场 “击鼓传花”的典型表现方式是“拖”、“欺”、“压”“推” ，官场大都存在矛盾“击鼓传花”现象，部分官员存在“击鼓传花”思维，突出表现为：拖延本该处理的问题，把矛盾留给继任者或推给其他人，使矛盾深化，风险加剧。可谓瞒而不报，拖而不理；上欺天听，下压百姓。这种现象的存在，消弭执政之基、侵蚀公信力、降低行政效率、有损干群关系，更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究其因，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由古至今大多中国权势者的灵魂深处都是一种蔑视规则制度、破坏程序法则的倾向。这种倾向并非个人品质使然，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积淀的成因，是个人在从小生长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的结果，这正所谓中国式的“酱缸文化！。

二、 商场之“击鼓传花”：

 商场 “击鼓传花”的典型表现方式“坑”、 “曚” ”拐”、 ”骗”从热炒股票开始，再转战炒房地产、炒煤矿、炒古董、炒艺术品，高利贷钱炒钱等等。因为全民商化的大跃进大运动“击鼓传花”式的炒作，商场堪比战场，其商业手段胜于兵法-诡道，为了利“坑”、 “曚” 、“拐”、 “骗”，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国人的不幸，这更是一场国家经济的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银行呆账，民间高利集资的破灭、逃账！在多米诺效应的推波下，一系列的经济将陷入危机让处于社会转型中国更是雪上加霜！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官有官规，商有道，然官不守其规，商不循其道，物格则不致！事物一旦变质就失去了生存的天理，“击鼓传花”也不例外，本来正义、纯朴、激励的游戏，一旦规则出轨变了味，甚至本末倒置，花非花，鼓非鼓，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神奇化为腐朽，和谐化为紊乱，真诚化为虚伪。

故，规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按规则办事，不讲原则的人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那些颠覆规则的怂恿者更是会受到公众的谴责，时代的抛弃。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规则”，现代社会有规则、而传统社会没有规则，现代社会靠法制、传统社会靠人治，是故，“规则文化建立”是文明社会的基石。摘录《曾水良：“规则文化”是中国十二、五文化建设的核心》

同样，现代企业与传统企业的最大区别也是“规则”。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建立了“规则”却不遵循，这是一个国家文化、价值观与信仰的沦丧，是一个国家的道德伦理的缺失，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现代化教育能够提供答案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中国民族文化道德、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