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确立只是30余年的事情，在几百万家中国本土企业中，虽然也有海尔和联想这样的国际化企业，但是，更多的本土企业仍然是一种草根和草莽式管理模式，带着浓厚的农耕文化气味。家族化、个人经验化、个人直觉化、粗放化、简陋化、主观化仍然是绝大部分中国本土企业的主旋律。95%以上的中国本土企业仍处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到泰勒革命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管理状况，这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实际情况，短时间内谁也改变不了。 　　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起步仅30余年时间，而西方企业在工业革命后发展经过了整200年时间，30年与200年，两个数字完全不成比例。在漫长的200年岁月里，西方企业有充分时间解决企业内部的各种基础管理问题，其内功已经达到十分强悍的程度。而中国本土企业从1977面才开始真正起步，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带着浓浓的农业文化痕迹：我们踉踉跄跄、步履蹒跚地走向国际经济大潮。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转型升级期”。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经受阵痛，逐渐向规范化、国际化模式靠近。西方企业所走过的200年工业化之路，我们从1977年开始，仅仅只走了30余年。 转型升级动力来自于外界压力，也来自于自身的先天不足。“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阵痛现象”-中西企业“二元化”格局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一个普遍的规律。 中西企业的速度相差200年时间，两者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从一开始，中国本土企业就处在一种巨大的劣势中“二元化”格局；那就是—— 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及国际经济现阶段发展是同步的，但是，中国企业历史与西方企业及国际经济历史的发展是不同步的。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及国际经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协调。 　　于是，大转型期中企转型升级中国本土企业便立即陷入了这样一种险境： 　　一方面，西方企业和国际社会不会因为与我们的“历史不平衡关系”而采取一种宽厚的标准和规则来对待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发展晚了200年而格外体恤我们。我们必须适应和达成西方社会经过200历练之后形成的各种标准和要求。我们必须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的大潮中，学会掌握一整套对我们高不可攀的规则和范式；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200年理论差距，我们的基础十分薄弱，由于国际化融合作用，这200年的理论差距到今天只有100年的实际差距。今天中国大部分本土企业相当于美国企业1905年的管理水平，也就是说，中华土地上几百万家处在1905年美国企业管理水平上的本土企业必须与2007年的西方企业展开全面竞争，且所有竞争规则和手段都是后者制定的。在竞争展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处于一种败势和险境之中。这就是中国本土企业频频破产倒闭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种败势和险境，只有极小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意识到了，如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李东生。意识到这种败势和险境的中国企业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大潮的竞争，一方面奋力追赶100年的历史时空差距，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快缩短100年的时空差距，但是，这种由先知先觉者领导的企业在中国本土企业中的数量极少,大约只占5-10%，而90-95%的本土企业领导人仍未充分认识到“二元化”的险境，仍处在一种观念“草根与草莽式”混沌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