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国事？ 　　“十年前我更关心全世界，结果我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五年前我很关心中国的命运，我也过得很艰难；三年前开始，我只关心公司，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现在我只关心自己，越来越好。所以我说，关心好自己，每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 　　马云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如是表述。 　　就在几乎同一时间段，《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辞”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媒体监管部门越俎代庖的行为，招致整个媒体界的抗议，成为微博上近一段时间最惹人关注的公共事件。在这场事件中，包括诸多媒体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纷纷发声，声援“南周”，呼吁改革。 　　一边主张“做好自己”，一边坚持“关注国是”，一边站着的是中国企业家，一边站着的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2013年，这个在多重语义下都意味着“再出发”的一年，自一开始，中国的两大阶层便仿若戏剧般地念出了自己预设的台词。 　　埋头做事？ 　　两相对比中，不免要牵扯出那个古老的话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使命。企业家应该只关心自己的企业吗？企业家在公共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若以企业家的身份论，马云上面的表述无可厚非。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责，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媒人的责任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无障碍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是永远地站在世俗的对面——有的时候不惜为捍卫反对的权利，为反对而反对。 　　对一位企业家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比他创造的企业更为重要，也没有另一种标准比盈利更让他有成就感——我们很难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公司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因此，马云强调“只关心自己和公司”是对的，在中国特定的政商环境下，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内心的真实写照。 　　但问题在于，“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这背后致命的逻辑缺陷是你不一定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即便可以做，也不一定能在种种约束下做好。假如体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任何“埋头做事就好”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体制的束缚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但企业家显然无法承担推进完善体制和健全法律的责任。 　　企业家在绝大多数时候有可以量化的利益诉求，而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价值则要抽象得多。正因如此，他们的存在价值便体现出来，使其更能超越利益而推动社会和国家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平衡是最大的考验 　　由此我们看到，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是社会职责和价值理念天然不同的两个阶层，我们无法苛求企业家完全变身为知识分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家与知识分子又必须互相倚助，在“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个意义上，这两个阶层的目标是一致的。 　　然而，企业家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隔阂、误解乃至对立到今天虽有缓和但仍嫌不足，彼此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理解，这也使推进变革的力量显得分散而微弱。中国企业家们应意识到：一切社会的进步需要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努力争取。即便是企业家，即便你的主要职责是经营企业，也要意识到，作为一个公民，今日努力争取到的每一项权利和自由，也将让你的企业获益。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的自白放至此处，倒颇能道出中国企业家的处境——避免世故地埋首于自己的“企业家本分”，而能够在企业经营与公共身份表达中求得平衡，将是当下对中国企业家最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