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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犹太人在中国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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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忠:孙中山的智慧:弱者生存法则 
2016-01-20 42850

 


文/张从忠

 

列宁是最早提出国共合作的人,他的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列宁亲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列宁在莫斯科将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约到一起,当面要求国共两党尽快展开合作;第二件是亲自委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当时,列宁的想法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刚刚遭遇重大挫折,如果不走合作的道路极很有可能全军覆没,这是列宁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列宁的朋友,气质特异、喜怒无常的孙中山先生如今已是穷途末路。他刚刚丢掉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还被军阀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孙中山曾说:洪秀全是反清英雄导师,自己是洪秀全第二。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大概是孙中山向太多的组织和大人物许下的愿未能兑现,答应人家事情没有办成,因此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而国内的军阀甚至掉转枪口与他为敌。此时,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无疑能将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归入到莫斯科的旗下。

 

其实,早在共产国际成立前,列宁就将目光盯在孙中山身上,希望有朝一日利用这个人达成中俄合作。因为列宁很喜欢孙中山做事的执行力和野心。例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孙中山宣布国民政府成立。这意味着中国革命早于俄国完成,这对列宁来说是个巨大的震动。1916年,流亡瑞士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讨论民族自决权的会议上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1917年11月7日,也就是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五年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才取得成功。

 

在莫斯科眼中,孙中山从1890年到1920年,其革命历史长达30余年,他屡败屡战,四处寻求救国的路径和方式,在缺乏发动民众意识的情况下,利用国外势力是他摸索的重心之一。孙中山的这种求索精神和对目标的专注与犹太人列宁非常相象,所以列宁对他的犹太同胞说:“孙中山简直就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后,各帝国主义的态度变幻不定,唯有列宁领导的苏俄一直支持着国民党在中国的存在,表现出超常的稳定性,列宁本人也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这让长期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看到了希望之光。孙中山下了一个定论——“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这个定论是国共合作的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孙中山联共的最终目的是为联俄。

 

孙中山联共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先约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而完全消化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一山不容二虎。那么,如何才能利用共产党、约束共产党、消化共产党呢?

 

孙中山不愧是谈判的高手,他决定抢先下手,划定一条国共合作谈判的底线,这条底线是——坚决不同意和共产党进行党外合作,就是党对党的公开合作,目的是拿掉共产党对外在的独立地位。孙中山提出的合作框架是——“实行党内合作”,二党合作以后对外只有一面国民党的旗帜。

 

列宁曾说:合作,在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眼里,它或许是件软弱或可耻的事情,但在犹太人看来,合作永远是聪明的选择,前提是——只要对我有利。所以,列宁将自己革命成就归功于三大力量的支持:第一支力量来自于按规则行事,它能让组织得以永续经营;第二支力量来自于残酷无情的竞争,它会让每次的竞争更趋于完美;第三支力量则来自于合作,它可以让自己的组织在合作中取得利益,捞到好处。人类社会的捷径就是:“与人合作。”所以从踏上社会那一天起,列宁就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存在竞争,谁都不可能孤军奋战,除非他想自寻死路。聪明的人会与他人包括竞争对手形成合作关系,假借他人之力使自己存在下去,或强大起来。

 

孙中山在战略谈判的事前规划上与犹太人列宁也非常相似,其谈判的价值观是:先用共产党的力量来改造腐败的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去约束共产党。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能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党内部。所以他允许共产党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但却不同意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察委员执行对共产党人的防范。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是:“既参加吾党,自当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这说明孙中山也计划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时刻准备放弃共产党,与之破裂。他对蒋介石说“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之外”。其果断和冷酷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大吃一惊。

 

按照列宁的指示,马林来到广州等地考察。国民党留给马林的印象颇有,马林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孙中山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国民党的领导人也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作为实证马林提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和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大规模斗争,也是我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这说明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发动多次起义,所需枪支弹药很多都靠海员帮助,得以从海外购运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香港工人响应同盟会的号召,组队前往参战,其中大部分是海员。1921年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工会的名称是孙中山给他们起的,工会的牌子也是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大罢工开始的时候,孙中山并不知道。但是,当孙中山一得到消息,就大力支持。他从桂林电令马超俊到香港慰问,并且通知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孙中山为了支持海员罢工,明令取消了新刑律中的罢工治罪条文,这是对海员罢工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孙中山对罢工的赞助,增强了国民党在海员中的影响。据统计,大罢工以后,香港工人中有2万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其中半数为海员。可见,在组织工运方面孙中山的力量要比陈独秀的力量大多了。

 

另外,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也都十分向往俄国。马林特别提醒道,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资产阶级结盟。

 

马林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

 

马林从广州一回到上海就向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建议“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但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这一建议立即遭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反对国共合作的原因是:自己要对革命的前途负责。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与其合作将不利于自己工作的开展和进步。

 

1922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执委达林来到中国,准备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4月初,达林接到苏俄外交使团的指示: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孙中山的国内外政策、对苏俄的态度以及国民党在广州政府中的作用。4月底,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出席会议。会上,达林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争论持续好几天,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陈独秀也动摇于各种意见之间,一时拿不定主意。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十分需要外力支持。中共这才下决心支持国民党,赞成国共合作。 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员正式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国共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在合作以后可以继续保持独立存在。但是,“国民革命”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那么,对于孙中山利用国共合作消化和吞并共产党的图谋难道列宁也没有察觉?当然不是没有察觉。在列宁看来,只要促成国共合作,苏俄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是共产国际的孩子,二个儿子无论谁吞并了谁,苏俄始终是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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