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这种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武装暴动，此后还屡屡上演，暴动的组织者不仅仅限于兴中会，多个所谓的革命团体也于其间扮演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秘密帮会组织也被动员到这些暴动中来。 革命活动的经费，除了组织成员缴纳的会费和捐款，皆为募集。孙文将他的兴中会办成了一个革命股份公司。早期兴中会的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兴中会还“特设银会以集巨资家之急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所发行的“革命股票”——银会股票——每股收银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孙文在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号召人们： 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在很长的时间里，孙文都不能兑现他的诺言，故而经常被人追债于街头，颇多狼狈。但他不为所动，所做的承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他在和各国军火商讨价还价时，经常告诉对方，这是在和未来的政府做生意，将来的政府会给予他们更广阔的利益空间。他出色的口才产生了良好的鼓动效果，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以后，革命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但筹资时所作出的承诺似乎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地兑现，孙文遂有了“孙大炮”之美名。当然，因为有了革命这样良好的目的，“孙大炮”很容易取得了人们的原谅： 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注：美 韦慕庭语） 1903年春，去日本留学还不到一年的黄兴返回故乡湖南。已经30岁的黄兴，显然受家乡崇武尚斗之风气影响太深，在日本虽然修学师范专业，却特别注重兵操骑射和学习军事知识，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练习射击。这年年底，黄兴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与同为日本留学归国的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商议成立一个反抗现存政权的组织。次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明德学堂成立，百余人参加了这个寿命不是很长的革命组织，黄兴毫无争议地被公推为会长。 大清帝国的现状，让这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心急如焚。“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黄兴等人当即于华兴会之下，再另设同仇会，联络在湖南享有盛名的哥老会，组织武装暴动。然而，事机不密，暴动尚在筹划当中，即血流成河，黄兴等人仓皇出逃，再次远渡东洋。 短命的华兴会没有给人们留下政治纲领方面的文件，但依其行事方式判断，这个于匆忙之间成立又于匆忙之间败散的组织，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各个小团体一样，没有挣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并认定，只要使用暴力，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与华兴会相比，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这个以浙江籍人士为主的组织，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二百余年以来满洲人在江南地区的各种恶行，进行报复。他们宣称，要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以报往日之深仇。也是光复会成员的鲁迅认为，他的故乡虽非藏污纳垢之地，却是报仇雪耻之乡。这个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为政治口号的小团体中的多位重要成员皆有严重的帝王思想，他们理解的革命就是单纯的造反，以汉人皇帝取代满族皇帝。将这样的组织冠以现代革命的名号，确实有些牵强。 在暗杀团基础上成立的光复会，虽然也和其他的小团体一样，以武装暴动作为他们革命的手段，并且广为联络江南的帮会组织，筹划起义，但他们更热衷于以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暗杀手段，去对付满族权贵。 会中领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骆宾王讨武则天之例，先后两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还异想天开，密谋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计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巾帼不让须眉的尹锐志、尹维俊姊妹意图炸死清廷要员，携带炸弹潜伏京城竟达一年之久。虽然也有徐锡麟在安庆剌杀恩铭这样可歌可泣的壮举，但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终究反映的是一个团体及其成员的阴暗和自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