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复兴与文化旅游                      

  熊大寻/文   

美国主流媒体《商业周刊》指出：“未来竞争的基本单位应定位于城市”，“当城市成功的时候，整个国家也会成功。”城市的成功取决于城市建设。如何搞好城市建设成为市委书记和市长的重要课题。

经济形态决定城市形态，中国经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与之相对应，中国城市建设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社会城市建设：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套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数千年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其基本原理是天人合一、中轴对称。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瓦以锅弧摄日月精华（像我们俗称的锅盖的卫星信号接收器，方便接受日月的光华），厅堂过白采天地精气（何谓“过白”？它是传统建筑剖面设计中的一个要点，要求在后座建筑内部某个特定点（祠堂通常是龛前神几上香炉燃香位置）向前观望，透过本座建筑檐板和前座建筑屋脊上皮所能看到（“过”）的一定尺度的天空（“白”）。

这样一种青瓦白墙、小桥流水的意境，构成了东方文化的诗意居住空间，形成了最初的城市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原创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工业社会城市建设。建国后，我们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效法于苏联老大哥，大批苏联工程师、建筑师来到中国，导致了城市建设的“苏修”即按苏联模式修造。基本特征是“四菜一汤”即楼堂馆所+广场。随着城市富裕程度的增加，新的四菜一汤也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政府办公楼，中间搞一大片禁止市民进入的草坪，两边罗列着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物，再加上一个巨大的音乐喷泉，这就是新时期的“四菜一汤”。      

在大拆大建、大破大立的指导思想下，大马路、大绿化、大楼房、大广场遍地开花。这种低品味、低层次的宏大叙事大兴其道，成为城市领导者们竞相学习模仿的榜样。而民国时期尚保存完好的一千座古城，现在仅余3座！      

因为长期从事城市及旅游策划工作，一年平均接受二、三十个市县委书记的邀请和会谈，我不相信我们的城市领导者会如此低能。追根究底还是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决策体制是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主要取决于民意。而中国的民意是什么？就是羊群效应，中国人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民族，所以人们吃喝玩乐、经商从政无不需要跟风和顺大流，因为这样才最安全。你要吃晚餐会选哪里？哪里人多选哪里！你要旅游会选哪里？哪里人气旺选哪里？      

同样，你要建设城市你会怎么建？别人怎么建我就跟着怎么建！因为这样最没有风险，你要问他为什么把城市建成这样？他告诉你，大连不是这样吗？上海不是这样吗？这叫有交待。我们的城市领导者知道，这种低品味、没文化的城市建设肯定不漂亮，但是肯定最安全。

在这一阶段，我们的城市千人一面，我一年坐80趟飞机，空降到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你不提前知道你的目的地，你绝对搞不清身处何方。中国城市进入山寨时代！

我们的城市缺乏文化，缺乏文脉。我们用工业制造产品放进货架，最后我们被工业制造成产品放进水泥格子。在山水难寻、

诗意无处的城市中，期望心灵家园的城市人和艺术家，只能在废弃的工厂里找点安慰，搞点艺术工作室。北京的798、昆明的创库、深圳的艺术家村等都是所谓现代化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可怜的精神自慰地。      

第三个阶段，是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建设，即城市复兴阶段。70、80年代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凭借汽车和电子工业成为世界经济一哥。政治上是美国马仔的小日本居然骑到大哥头上，美国焉能不生气？但是美国人很聪明，没有尾随日本发展汽车和电子工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随着90年代初，克林顿上台，制定了差异化竞争全面超越日本的国策。网络产业从军工转为民用，信息高速公路引导美国经济重回世界第一的宝座，从此掀开了后工业时代的序幕。全球经济开始进入后工来时代的轨道。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两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刺激下，中国提出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绿色GDP，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等新的理念。北京不再提做“经济中心”的口号，而是做“中国首都”和“文化中心”，杭州和成都城市功能分区后，提出了世界休闲之都的发展方向。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珠三角，也通过“珠三角9+2”把周边省市兄弟拉过来，转移自己的低附价值工业，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转身面向高价值、高科技和高利税产业。上海也把工业园区让给了昆山，昆山迅速脱掉“戏剧之乡、中国水乡”的长袍，把上海丢过来的洋马甲套到了身上。上海因此换了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的后工业时代的休闲装。

除了上述因素，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文化旅游产业的兴起等，更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城市转型升级的进程。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呼唤文化，城市复兴的时代到来。

这一时期城市建设从原创时代、山寨时代过渡到了复古时代。全国各地兴起造古城、建古街、起古镇的风尚。如果说是这是复古的阶段，还不如准确的说是收藏的阶段。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建筑群中，人们找一小块空地收藏几件残存的破楼烂房，因为体量太小、数量可怜，怕外来的客人笑话，所以又在旁边再搞点仿品来衬托一下。可以理解为是城市在搞收藏。

这个城市收藏风一来就不得了！久居水泥格子的人们一下子奋不顾身扑了进来。丽江1996年在大地震的废墟上搞了一个仿品，结果全世界每年500人跑去朝圣——朝心灵的圣！上海收藏了一个新天地，马上成了“夜上海”的新代名词！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命题：后工业时代如何进行城市建设？没有经历过充分工业发展的城市有没有跨越式发展的方法？

对这两个问题，我有一个一致回答：牵文化旅游一发，动城市发展全身！如果说工业时代是批量复制时代，后工业经济时代就是独创个性时代。后工业时代有这样一个特点：“赢家通吃”，在一个领域中只有第一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第一会吃掉排在后面的几位。为了不被第一吃掉，一座城市必须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

我们在策划城市时提出过一个策划法则叫“第一法则”，即人们只记得住第一，记不住第一；只会消费第一，极少消费第二。汉高祖刘邦大家都知道，汉朝第二个皇帝就很少人知道了；唐太宗李世民尽人皆知，第二个继任者呢？你记得住吗？宋太祖赵匡胤知道人很多，第二个皇帝呢？明太祖朱元璋大家知道，第二个皇帝呢？

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旅游产业就迎来一个全民旅游的时代。旅游的本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经济型社会的“走马观花”到小康型社会的“安营扎寨”，“旅游”正从“旅居”过渡。从快节奏中出来休闲旅游的人们需要慢节奏，旅游方式正在慢下来。旅游产品也开始发生变化，旅游热点从景点景区变为了城市本身，城市就是最大的旅游景点。丽江、大理等就是明证。人们不再谋求“到此一游”的稀罕，而是追求品味体验的悠闲。在后工业时代旅游新形式拉动下，城市发展就找到了契机。通过城市建设打造文化休闲平台和文化旅游项目，把城市变为最大的景区，吸引人们游玩并过夜（过夜是旅游追求的最大目标，城市文化空间是最佳选择），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增长。

后工业时代城市需要文化空间收藏文脉，市民需要从更多的工作空间中留出休闲空间来，游客需要体验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休闲客厅。这三个需求决定了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建设的主题是：复古造城，以文会友。实现从城市文化向文化城市转型。

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就像一个令人生厌的暴发户。

对于没有经历工业化充分发展的城市，此时也有了机遇。当中国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以前城市向生产型产业提供基地，现在转向为消费型产业服务了，哪种消费量最大？哪种消费可以辐射全国？文化和旅游！    

上帝是公平的。历史的发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三十年占尽优势的城市，几乎都付出了环境上的代价。这就为被冷落的城市提供了发展机遇：卖环境、卖气候、卖自然。河东赚钱到河西消费，不需要污染环境就可以坐地收钱，何乐不为！海南、云南和欧洲的瑞士就是明证。

中国就像一个大商品房，北京是深思熟虑拍脑袋的地方，所以北京是书房；上海是金融中心、世界都市，上海好比一家的装门面的客厅；广东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污染较重，这里好比厨房；杭州、大连最适宜人居，这些城市就是卧室；哪里是花园呢？一个住宅如果不带花园，那一定不是高档住宅。中国要进入城市人居环境的上流社会，必须要带花园，而且还不能小，一定要比住宅大得多。因为人家欧美国家都是大庄园。这就是国家发展需求和城市发展机遇。所以，中国一定要有生态旅游圣地，这些地方就是云南、四川等地。这些“花园地带”还远远不够，因此，谁能优先打好文化旅游牌，谁能在城市建设中高瞻远瞩，走一步看三步，谁就可会赢得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城市建设分为了身体空间和心灵空间两部分。当一个城市身体空间大于心灵空间的时候，城市居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当城市心灵空间大于身体空间时，则居民身心合一，幸福指数最高。古人为什么发明了哪么多诗词歌赋？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文物古董？因为古人身心合一，幸福得很啊。

旅居时代，现代发达的交通工具、酒店饮食业、地方文化特色越来越分化人们在一地居住的时间。交通时间的大大缩短，人的活动半径的增大，终于为灵魂提供了快车，让灵魂赶上身体成为了日常行为。谁营造好城市的心灵空间，谁就能赢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