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倡导，金融研究需要在特色、气魄、创新上下功夫；他主张，要把科研成果化为智力，丰富教学内容，科研为教学服务

　　■徐培文 吕晖蓉

　　曾康霖是四川人，生于此，长于此，工作于此。他１９６０年从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经在大学讲坛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基于曾康霖在金融学科建设中的贡献，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通过同行专家的广泛评审，授予其２０１３年度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曾康霖执着于金融学科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金融学科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遵循学科发展的逻辑，着力于金融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

　　曾康霖从１９８７年就开始组织并动手撰写“金融理论系列专著”。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７年十一年间已出版系列专著８部，即《货币论》、《货币流通论》、《资金论》、《信用论》、《利息论》、《银行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论》、《投资基金论》，其中前五部获得省部级奖。

　　２００４年，《曾康霖著作集》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套著作记录了曾康霖几十年来的学术思考及学术生涯。该著作集共１２本，九本专著和三本论文集，是曾康霖对经济改革热切关怀的集粹。这１２本专著的排序是：金融理论问题探索、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货币论、货币流通论、资金论、信用论、银行论、利息论等。作者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展开系统研究。这些著作也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层次和思维逻辑。

　　注重密切联系实际，着力前沿和热点问题的研究

　　曾康霖对学科前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科前沿应该代表这个学科发展的方向，体现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它必须是当代社会经济中存在的、要急于作出回答的热点问题，而且还应该就这些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先知先觉的理论，因此，这些问题和理论应该具有前瞻性。

　　早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曾康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现行财政银行体制需要改革”。文章指出把银行称为“三大中心”，不能确切地说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深入揭示银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文章强调银行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要发挥出银行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和业界的高度关注并引起了争论。实践证明，曾康霖的见解是正确的，我国财政银行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取得了成效。

　　曾康霖不仅密切联系实际关注前沿和热点问题的研究，还深入探索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基本关系。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确立金融学科自身定位的基本依据，如《略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几次革命》、《漫谈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超前性，也是金融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展望发展趋势，着力交叉学科的研究

　　曾康霖洞悉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经济学研究早已经突破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而广泛地涉猎于其他领域的论断。他将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其演进的进程分为四个方面，即研究资源配置、研究交换关系、研究人的行为和研究制度环境等。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并不只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双向关系”，而且有“辐射、折射”等多层次关系，金融对经济既能发生正面效应，也能发生负面效应。在金融学与经济学关系上，他在一篇论文中将两者关系总结为四种组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金融学是经济学的分支；金融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呈现并驾齐驱的趋势；金融学与经济学混为一体；金融学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相互交叉。他敏锐地提出，不仅存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而且不可忽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他强调当代金融运行有了新的特征和趋势，金融正在主导着社会经济运行和人类经济行为，金融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增强，这些深刻变化有可能使金融学与经济学产生分离且呈并驾齐驱之势。

　　如果说金融学与经济学有分离的趋势，那么两者的研究对象必然会有所区别。曾康霖认为，金融学研究的不是物质资源的配置，而是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资源配置会形成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一种权利总是存在于债权债务关系之中；金融资产作为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而且还有特殊的规律、交换方式和操作规则。因此，可以说，金融学是研究金融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科学，其着力点在于由此发生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债权债务关系，由此金融学可以被认为是研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信用关系体系以及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信用关系。

　　曾康霖研究兴趣广泛，除了基础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研究外，还致力于跨学科研究。他指出：在当代，金融学科建设要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如与数理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与消费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等。

　　他认为，金融与数理经济学的交叉融合，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是１９５２年马柯维茨发表的《证券投资组合》一文，这篇论文被视为现代金融的开端。但他强调，数理分析不仅需要数据，而且需要假定。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就是建立在若干假定的基础上，例如预期财富最大化假定、均值方差假定、同质预期假定、价格接受者假定、零交易成本假定等。他的这些基本假定集中表明一个问题，即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借助于数理分析进行决策，求得效用最大化。这些基本假定还告诉人们：如果假定的条件不具备、不充分或假定的条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则通过数理分析分散风险求得效用最大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建立模型进行决策是把复杂的经济过程理想化、简单化，缺乏有效性和适应性。但不可否认，马柯维茨把量化研究引入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研究领域，对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他的“投资组合”理论和后来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威廉·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他们的理论成为西方金融学领域中的主流。

　　在关注金融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中，曾康霖在学习西方行为金融学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实际，解读了投资者的心理状况。２００３年，在《解读行为金融学》一文中，他指出“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主要原因是掌握和理解信息的差别性。但非理性投资者能继续存在，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非理性投资者能获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