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特朗普大选获胜、欧洲多国反欧盟情绪高涨……反建制主义似乎正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追根溯源，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规模巨大的产业变革。而由之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引发广泛社会震动，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表面上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09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再到欧盟一系列经济治理改革措施，欧洲经济从数据上看已开始缓慢恢复，虽然有些地方偶尔还有些余火，但基本保持稳定。然而经济的基本稳定并未阻止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可以说，经济增长与否并非社会动荡的唯一原因。

　　结构性变化被长期忽略

更深层的原因是，欧洲经济结构没有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相配合。新技术革命和地缘经济变化是带动欧洲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背后的推动力：一是全球化，二是欧洲一体化。以欧洲一体化为例，2004年欧盟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一口气接纳10个国家，其中8个在中东欧，此后又将巴尔干半岛北端两大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纳入欧盟版图。这些中东欧国家很快就成为老欧洲资源转移的目的地，资本、技术、现代化管理等优质资源开始向更具有竞争力的东部转移，资本开始遗弃竞争力低下的南部欧洲却没有予以补偿。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源配置和重组的速度加快，相对落后或缺乏竞争力的产能被淘汰，加剧地缘经济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数据，有些产业衰落了，有些产业兴起了，总体来讲还是增长的，但对产业衰落行业和地区的民众来说，他们感到的却是灭顶之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如今几乎没有可被称为现代工业的产业，稍微赚点钱的产业都转移了。对此，民众很自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切都是欧盟造成的，反建制的情绪也就油然而生。

类似的现象每天都在全球很多地方发生。又比如在德国，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花费数倍的成本去维系一些夕阳产业(例如鲁尔区的钢铁业)？因为即使是通过社会保险把这些产业工人都养起来也比继续维系生产的花费节约很多。但设身处地想，当地工人如果没工作，也就失去地位、尊严和希望，就会产生社会怨气。这种怨气也许不来自于生存危机，但却是存在感危机。这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无法解释的愤懑，能对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只是它在很多国家还没受到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