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文章，回顾我国的巨大成就及世界形势的迅猛变化，笔者首先感叹的是“转型论”之浅薄和在认识论上对治国理政的误导。

我国实力高速增长，在世界上的地位飞速蹿升，刚获得“世界工厂”称号仅十来年就因劳力和环境成本过高而放弃，向世界研发中心迈进。一夜间，看似无解的农村人多地少矛盾居然变成劳力短缺和耕地抛荒的矛盾。鼓励生育的需求已迫在眉睫，限制生育的法规和机构却来不及清除，至今说不清生第三胎是否会被惩罚。原先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仰视忽然变成了平视。要大学文科与美国大学文科“对标”，要文科教授用英文在美国发表著述，在新一代人眼里已是教育界遗老遗少们的文化怪癖。世界形势也在飞快变化。千禧年后的几年，全球政学两界热议美国获得了堪比罗马帝国的地位，将长期执世界牛耳。仅十来年光景，那些曾致洛阳纸贵的著作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与上世纪末期一个超级大国骤然解体类似，中国及世界的巨变也出乎世界和中国人自己的预料。这再次提醒我们，高度的不确定性是太多偶然之聚合，近代以来的常态，现代世界的必然。

在不断的风云变幻中，流行了二十年的“转型期论”显现出与生俱来的浅薄。转型没有终结何来转型期?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何时不在转型?从废奴大内战开始，美国又何时不在转型?苏联东欧转型了三十年，谁曾想到转成今天这模样?非进即退，进退都是变化，变化是永恒的。“转型期论”者自己脑子里有个理想社会模型，然后就空谈转型期乃至转型期“规律”。其实人们对“理想之型”向来缺乏共识，而且各派的社会理想都在不停地变。国民党连政权都丢了，其早年昭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成了明日黄花，民进党政权更不会把自己套入国民党的“宪政阶段”。同样，人在革命时描述的理想社会也肯定不是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计划经济，更不是十年“文革”，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会把“成熟的市场经济”当核心任务。

热衷“转型”是因为“先知”有预判：中国势将变成他们想象中的西方社会之型：政府与市民会社两分、多党自由竞选执政、被法治严密保护的纯粹市场。但这“极乐世界”距我国的共识及现实很遥远。无论“真经”如何，中国式佛教与印度原生佛教的目标不同，演化路径更不同，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而且，玄奘取经刚回国，“西天”自己的佛教圣殿先就坍塌成了一堆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