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初春的南大校园，在鼓楼校区北园深处，拾级而上，看见一幢古色古香的小楼。这里就是朱锋教授的办公室——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一年多前，朱锋教授被南大引进，开始了他人生和学术的又一新阶段。

这位35年前的苏州高考状元，中国第一位国际关系学博士，29岁成为北大副教授，37岁成为正教授。在北大任教时，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同时也是受媒体青睐的国际关系专家，常常在电视和报纸上评析热点问题。

从苏州到北京再到南京，朱锋说，35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从苏州到北京坐火车需要24小时，现在从北京到南京只需要3小时40分钟，地理隔阂已被打破。在南京和在北京做研究，不同之处只是旅行的次数多一些而已。

□高琪

我当时选择专业，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革”后中国的社会觉醒

苏周刊：您曾经是苏州高考状元，还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

朱锋：我小的时候，当时家住在干将路边上的调丰巷，就近入学，1976年秋季开始到苏州市一中读中学。1981年参加高考，当时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邱万紫先生和历史老师俞冠南先生都是北大毕业生。受他们的影响，开始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高考志愿义无反顾地填了北大。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社会科学研究重新得到重视。在我的老师的影响下，我认为学文科已经不仅仅是“文史哲”，更重要的是“政经法”。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步，才能真正走向进步。我当时选择专业，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革”后中国的一种社会觉醒。学什么？要学分析、解释和治理国家的现实的科学。我当时填志愿只填三个专业：政经法。

高考志愿选择填写“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是受到了当时市一中校长张道临先生的指点。1981年考到北大之后，我从本科、硕士一口气读到博士，并在1991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988年我硕士毕业前也一直忙着考托福和GRE，想出国留学。1988年北大国际政治系刚刚由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博士点，我的导师赵宝煦教授是国内政治学领域内的大家，承蒙赵先生器重，收留我成为他指导的第一个国际关系学博士生。师从赵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是我一生难忘的岁月。1992年之后又开始不断往外走，到美国、日本、欧洲学习和进修。

苏周刊：您在国际安全、东亚安全等领域屡有建树，近期您又被南京大学引进，担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主任和南大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您的研究重心目前转向了南海问题？

朱锋：我过去的研究领域侧重于东亚安全，长期研究中美、中日和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安全与军事关系。2014年8月我决心从北大转到南大，一是意识到东亚区域安全的核心挑战，随着中国崛起和大国互动关系的变化，已经从亚洲大陆转到了亚洲的海洋。近年南海问题热起来，根本原因是今天南海问题的紧张代表了两种历史性力量的碰撞——中国要努力成为海洋强国，美国则要保持从二战结束以来已经持续71年的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美国在海空领域不受挑战的霸主地位。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将是长期化的，南海问题的紧迫性和战略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亚太地区的传统热点——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必须要经略海洋。海洋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前线。吸引我到南大任教的第二个原因是2013年6月南京大学拿到了国家教育部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2011项目”。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一个国家项目。我在这里和我的团队正在全力以赴进行中国的海洋安全研究。

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同等重要

苏周刊：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意义何在？

朱锋：今天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两块：一块是国内建设，一块是对外关系。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是同等重要。过去400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间的盛衰起伏就像潮涨潮落，连绵不息。在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中，国家的命运就像社会中人的命运，有起有伏，有兴有衰，这就产生了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历史的规律。对一个崛起的大国，什么是它最大的战略挑战？我研究了过去400年15个国家崛起的案例后发现，大国崛起进程发生重大逆转、或者夭折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对外关系，而不是国内问题。国际关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关系、竞争关系和权力主导的关系，不是道德关系、更不是简单的规则关系。只是为了更好地赢得利益和获得有竞争力的权力资源，任何国家必须学会用价值、道德和规则来包装和填充自己的利益和权力追求。

国际关系虽然本质上是权力的竞争关系，但是要用好权力、获得更多的权力，不是简单地有实力就行，还要靠聪明、灵巧与合理的战略、外交和软实力，靠对国际关系中规则的认识、了解和运用。国际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存在于世界、如何去和周围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问题；而是能否在自己的实力发展进程中有效地趋利避害，更多地去把握机会，同时化解敌意，遏制对手，让自己获得合理、高效的安全与发展的一种艺术。国际关系对一个国家来说不是点缀，而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道。客观、准确与深入地认识今天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外在世界，及时、灵巧和可持续地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对外战略，对今天的中国来讲，意义和作用已越来越大。

苏周刊：目前国际关系的结构是怎样的，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朱锋：今天的世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正处于一种新的调整时期。美国尽管在全球的权力投送上处于相对的低潮，但当前世界的权力结构仍然是“单极世界”。美国占唯一主导国家的地位，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在崛起，欧洲、俄罗斯等传统“豪强”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在出现新的“洗牌效应”。

美国的单级霸权地位，正在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多重挑战。但说美国在衰落并不准确。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究竟如何相处？中美两国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然在考验着两国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和社会交往都在持续扩大。中国和周边的亚洲国家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互联互通也在不断深化。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游客来源，但在政治层面中日两国仍然相互猜忌和高度不信任。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国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已经没有简单的回答。我们不仅需要有竞争力的经济规模和强大的国防，更需要在国家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上名列世界前列。

苏周刊：您致力于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多年，请问现在的国际安全问题，相对于过去来说有哪些变化？

朱锋：在国际关系中有两个概念处于非常中心的位置，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安全。今天这个世界，安全问题、安全的研究和二三十年前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当然也有继承，继承的是国际关系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国家的安全问题有了三个决定性的变化：一是国家安全问题的社会化。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是免于侵略，一个国家的领土遭受其他国家的入侵，这种安全的最大威胁今天已经大大弱化，今天的国家安全更多地表现在网络不能被攻击，空气质量，食品安全，资源面临枯竭。许多安全问题的来源不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恨、敌意、对峙，而是在社会的领域中产生。第二个变化是，安全问题越来越技术化。一方面我们高度依赖电脑、WiFi、因特网等现代技术手段，另一方面，这些现代技术手段产生了巨大的安全威胁，比如网络安全问题，网络空间将会成为未来军事冲突首当其冲的领域。第三个很重要的新变化，我把它称之为安全的复杂化。以前做安全研究要有假想敌，通过对敌人的分析来应对，今天谁是中国的敌人？跟你有争议的国家是否就是你的敌人？和你有战略竞争的国家是否注定就是未来的敌人？毫无疑问，在今天这样一个金融、经济、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活跃的时代，不是有竞争有较量的国家就是敌人。安全的复杂化就在于，谁是你的假想敌，这种概念已经前所未有地模糊了。但是还要做军事的努力，任何大国都要有强大的国防，要应对未来各种不确定的情景。

苏周刊：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安全问题的变化？

朱锋：针对中国崛起的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人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三个方面塑造和理解：首先当中国崛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并不必然给中国鲜花、鼓励和掌声。相反，当中国变得强大，世界更多地投来的是猜忌、怀疑的目光。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防范遏制在不断增强，中国人对于今天我们崛起之后所面临的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关系的现实要有心理准备。第二，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我们经历了很多坎坷曲折，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道路，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模式。我们有坚持中国道路的信心，同时又要加速融入国际社会，要从规则的跟随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变成国际社会共同的建设者。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所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不仅心态要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知识积累和储备、我们的战略和战术都要发生新的升级和转化。第三，今天中国崛起，我们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事实上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安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封锁包围和遏制中国。中国崛起，并非简单的膀大腰圆就越安全，而是体制、法治和社会越是成熟、创新，才能真正越是强大和安全。很多时候我们认识自己的安全和发展问题，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

军国主义不会复活的日本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减弱

苏周刊：您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很小，请问应该如何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

朱锋：中日关系确实是非常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70多年来，亚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从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的记忆和经验中来判断和审视今天的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安全问题的专家，我对日本的政治、外交和安全战略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我们不能一味从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这个角度来看待未来的日本。只要日本保持现在的民主体制，保持足够的开放，特别是美日同盟依然还在延续，日本是不可能走上军国主义复活的道路的，但是军国主义不会复活的日本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减弱，因为中日在对地区安全的秩序的认识，对如何维护保障亚洲安全和秩序的基本的方法、认识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日本坚持美日同盟，这种所谓的傍大款，这种权力政治的主张，以制衡中国为导向，这种安倍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对中国依然充满巨大的不信任，甚至排斥。这样的日本已经越来越构成对今天的中国事实上的威胁。

苏周刊：南海问题是您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南海局势？

朱锋：目前的南海局势非常复杂而且动荡，导致现在南海争议升温，特别是存在着军事主张的根本原因，一是美国现在从幕后走到前台，利用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的南海主权争议，来作为战略上打压中国的借口，也利用中国正常的合理的岛礁建设，张冠李戴，把中国的岛礁建设说成在南海的军事化，来为自己重返亚太的平衡战略寻找战略抓手，所以今天恰恰是美国的这种利用南海问题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所谓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这样一种外交和安全的努力，把美国直接推到了南海争议的前台，强化了对抗中国的政策基调，这是今天南海紧张的最主要的根源；第二，中国在南海主权争议上历来强调双轨思路，我们愿意和声索国进行双边的外交谈判解决争议，但是现在南海声索国利用美国“拉虎皮作大旗”，否定中国谈判解决南海争议的积极主张，而是利用美国制衡中国、利用日本打压中国等等一系列的权力制衡的手段，来为自己争取在南海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事实的永久化，这是南海局势激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安全秩序正在出现微妙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亚太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已经出现很大变化，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和平崛起的基本战略道路，我们继续坚持睦邻善邻富邻的基本政策，问题是，对于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很多区域的国家依然缺乏及时有效的心理调适和政策准备，所以这段时间南海问题的紧张也反映了亚太安全秩序正在经历变革转型之痛。

“一带一路”建设应成为提升素质和能力的机遇

苏周刊：“一带一路”建设对未来的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锋：“一带一路”是本届政府提出的对外关系的战略性构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延续我国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的程度，提升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联通和市场规则相互交融等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借助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带动全球联系的新发展，实现经济的相互融合。

“一带一路”的倡议很大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优厚的实力，所以“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让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联系变得更加便捷顺畅，通过中国和世界新的一轮互联互通关系的发展，为全球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但是“一带一路”现在也面临挑战：第一，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沿岸国国内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都比较大。第二，“一带一路”也不是简单的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和海外投资计划，中国政府的构想非常明确，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最重要的是我们和沿岸国怎样在加深经济贸易包括产能合作等各个方面关系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政策的协调和对接。第三，“一带一路”说到底能否成功取决于要让中国的企业赢得更好的海外的成绩，在海外经济竞争中获利。“一带一路”说到底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是要在未来三十年显示出强大竞争力的中国和世界经济新布局，这样一种开拓性的努力意味着“一带一路”的核心不是简单地提升地方经济，“一带一路”的核心是要提升中国的企业和社会的海外竞争力。

苏周刊：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抓住机遇，能否给您的家乡苏州一些建议？

朱锋：苏州历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也是中国今天走向世界的一个标识性地区，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第一要提升苏州企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和经营的能力。第二，“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是苏州社会和经济治理体制升级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政府如何更多地为企业服务，便利企业的海外投资，同时使得苏州的人才培育能够更好地面向国际社会的复杂的竞争，对政府的服务功能是个巨大的提升。第三，我也希望“一带一路”能成为苏州整体的社会、人文素质和能力提升的机遇。国际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不仅靠资本，而且靠的是品牌的营造、海外投资的企业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苏州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人文环境很重要，今天中国走向世界面临的一大瓶颈就是中国人不断提升的经济和财富能力和个人素质的国际化程度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落差。

“一带一路”是个长期战略工程，它终将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的桥梁，但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简单地靠投资、靠项目，更多的是靠我们的企业、社会和个人提高我们的素质和能力，特别是国际化经营和竞争的素质和能力，真正做到与时俱进。